“每個人都是一個響器，都渴望發出自己最‘驚心動魄’的聲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響器。”劉慶邦擲地有聲。

　　可是，他又總是低調，總是謙虛著，保持一顆平常心，他知道應該把自己放得很低，低得跟在礦井下面一樣。他甚至不愿意給自己開研討會，幾次三番推辭，終于還是在今年的5月，在他從事創作38年之后，由北京文學主持，小規模地召開了一次研討會。
　　
    這是一位拿作品說話的誠實的勞動者。

　　他說，作家應該誠實勞動，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寫作態度上，應該更加嚴謹和踏實，不能采取投機取巧的方式。其次是在精神人格方面，要提高對自己個人修為的要求，一位作家首先要是一個善良的人，才能寫出弘揚真善美的作品來。最后是在心態方面，不能一味迎合市場，迎合某些人的低級趣味，而應該擔當起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職責。

　　寫作者都是文學勞動者

　　我的處女作是一篇短篇小說，1972年當礦工時寫的。寫完放了6年，到1978年才得以在《鄭州文藝》上發表。之后我的小說在《北京文學》《人民文學》《十月》《上海文學》《青年文學》《作家》《山花》等雜志上發的多一些，我幾乎每年都要給這些雜志各一兩篇小說。文學期刊對作家的成長是重要的，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發祥地”。我呢，我是從《北京文學》走出來的。他們的編者換了一茬又一茬，每一茬編者都很抬舉我。劉恒最先向我約稿，他鼓勵我放開寫，向來《北京文學》“重炮猛轟”。林斤瀾當了主編后，專門約我談了半天，要我接二連三給《北京文學》寫稿，寫一篇，他給發一篇。我給章德寧寄短篇小說，她給我打電話說：稿子收到了，我剛看了一半。我舍不得一下子看完。他們當編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給作者自信。

　　當記者的經歷對我的寫作幫助很大。它不在于獲得了多少創作素材，主要在于讓我打開了眼界，開闊了胸襟，看到了差別。比如說，我當礦工時，看到的是井口那么大的一塊天。當了記者，我跑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看世界就稍稍站得高一些，就改變了自己的世界觀。還有，多年的新聞工作實踐，讓我懂得寫新聞和寫小說不是一個路數，可說是兩個腦子值班，不可混為一談。

　　現在寫中短篇小說的作者都是文學生產一線的勞動者，好比井下生產一線的采煤工和掘進工一樣。我不甘心過早地退出生產一線，還在堅持寫中短篇小說。我主張細水長流，持續寫作。這需要有幾個條件：必須始終保持對寫作的熱愛；以勞動的觀點對待寫作；以學習的觀點對待寫作；有一個良好的心態，也就是平常心；保持對生活的好奇、敏感和激情；還得有一個不錯的身體。其實我的寫作還是有階段性的，在1985年《走窯漢》發表之前，我的作品過于寫實，雖然也發表了一二十萬字的小說，中篇小說《在深處》還得過獎，但影響不大。從《走窯漢》開始，我比較注意虛構，注意發揮想象的力量。

　　我尊重同行的創新、求變和探索。但文學不能趕時尚，時尚都是肥皂泡泡，炫目得很，也易碎得很，我們永遠趕不上。生活是在不斷變化，不斷給我們提供新鮮的感受，我們應予以關注。但變中有不變，文學也應該關注那些不變的東西。世界上有兩樣最美的東西，一個是太陽，一個是月亮，也就是陽光和月光。它們沒有變，卻始終是我們人類的審美對象。文學創作不是新聞寫作，兩者有著本質性的區別。小說與新聞一定要拉開距離。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的提法很好，作為一個小說作者，對“三貼近”的理解要有所延伸，還要貼近人物，貼近心靈，貼近藝術。這些道理誰都懂，就不展開說了。

　　創作的狀態就是回憶的狀態

　　一個作家的智力由三種基本力量組成：記憶力，理解力，想像力。記憶力又是這三種力量中基本的東西。一個人若失去了記憶，就等于是一個傻子。而一個民族失去了記憶就更可怕，就會重蹈災難的覆轍。作家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不斷喚起人們的記憶，并為民族保留記憶。我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生人，經歷的事情比較多，記憶比較豐富，我愿意回憶過去的事情。創作的狀態就是一種回憶的狀態。形成了回憶的狀態，就沉淀過了，選擇過了。就拉開了距離，有了距離之美和分寸之美。

　　林斤瀾先生曾用“一棵樹的森林”比喻過汪曾祺汪老的作品，我覺得是恰當的。用這個說法比喻我的作品，我不敢當。林老多次評價過我的小說，有一種說法概括得非常好。他說我是“來自平民，出自平常，貴在平實，可謂三平有幸”。我理解，林老主要指的是我的創作。我不會玩花話兒，春夏秋冬，花開花落，創作上愿意順其自然。

　　我是短篇、中篇、長篇都寫。短篇已發表了二百來篇，中篇三十多篇，長篇六部。哪個材料適合寫哪個體裁，我就寫成哪個體裁。我是說過，不論哪種體裁的小說，都像是水的性質，短篇像瀑布，中篇像長河，長篇像大海，三者不可互相代替。比如說一些材料寫不成短篇小說，但可以寫進長篇小說里。至于說我的中長篇小說不如短篇影響大，我不大在意，該寫什么，還寫什么；該怎么寫，還怎么寫。

　　自2001年調到北京作家協會當專業作家以來，我的作品明顯多起來。我贊成職業化寫作，它不僅可以使作家擁有大塊的時間，職業化寫作本身就是一個高度，意味著一種責任。比如體育界的職業籃球運動員和職業乒乓球運動員的存在，是競技的需要，也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榮譽的需要。我的小說主要是寫農村生活和煤礦生活。這是我所熟悉的兩個領域，我的諸多人生經驗是從這兩個領域得來的。我的寫作是從人生經驗和生命感悟出發。我現在的寫作既調動著以前的生活積累，還每年都到農村和煤礦看一看，以補充新的創作素材。我是個笨人，只能寫自己所熟悉的題材。寫作和打煤井的道理是一樣的，照著一個地方挖，挖得越深，才會挖出煤來。東挖一下，西挖一下，那是勘探，是普查，不是采礦。

　　越寫越疼痛

　　我不喜歡輕飄飄的東西。我們的歷史是沉重的，現實是沉重的，作家的心也是沉重的。一個誠實的勞動者不知不覺就寫出了沉重的東西，這沒辦法。拿中篇小說《臥底》來說，一個記者本應代表著社會的良心，以揭露丑惡和維護公平正義為己任，可不法小窯主請記者喝了一頓酒，許給記者幾千塊錢，就把記者給收買了，記者很快就站到了作惡多端的小窯主的立場上，答應為小窯主評功擺好。這是沒有信仰的結果。一個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沒有了可信的，沒有了敬畏之心，沒有了什么怕頭兒，是最可怕的。作家有責任指出這一點，以喚起人們的良知和敬畏之心。

　　李潔非是我所敬重的評論家之一，他不寫評論是不寫，一旦評論一件作品，就看得準，看得深。他注意到我寫《啞炮》時的筆墨情趣和漢語小說詩學，真的讓我欣喜。因為我一直追求語言的味道，追求詩意化的寫作。這一點別人沒怎么談到過，潔非一下子說到我心里去了。比起前面說到的沉重的寫作，我更愿意寫美的東西，詩性的東西。我們還是要敢于承認小說是閑書，寫小說的人是閑人，進入寫作狀態時要有閑心。現在的人，人心都很亂，很忙，好像什么事情都離不開自己，很難靜下心來。如果作家沒有等閑之心，沒有閑情逸致，就進入不了自己的內心世界。讀者讀小說時，也要有一顆閑心。

　　我重視小說的結尾，結尾是小說演進的方向，也是目標所在。一篇小說是否完整，是否完美，是否有所升華，往往在結尾體現出來。李敬澤說他在《啞炮》小說的結尾處看到生命的軟弱，靈魂的軟弱，我認同他的看法。我在別的地方說過，作家寫小說，從來都不是堅強的表現，而是脆弱的表現；從來都不是喜悅的表現，而是痛心的表現。作家容易看到生命的盡頭，他在心里為人類痛哭，也為自己痛哭。他想通過寫作安慰一下自己，減少一點疼痛。誰知相反，越寫越疼痛。本報記者舒晉瑜【原標題：劉慶邦：作家應該拿作品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