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自己在外采風的日子，劉慶邦用“輕松、愜意，又能開拓思路”來形容。去年他剛去了趟美國，回來后寫了《地球婆》，入選2009（下半年）中國散文排行榜。
　　
    但他又禁不住自責：參加的活動太多，浪費了時間，也丟失了安靜。他說，想讓一個作家寫東西，就要讓他安靜下來，打個比方：一只母雞，老是飛來飛去的肯定下不了蛋；要讓雞下蛋，就要讓它“臥”下來。
　　
    他自己是一直這么“臥”著的：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他一般早上5點鐘就起床，先寫上兩個小時，然后再到單位接著寫。2007年寫作《遍地月光》的時候，從春節開始，他哪兒都不去，整日“臥”在家里寫作，半年寫了30萬字。
　　
    他給自己規定，每天至少要寫2000字。“這樣一個月6萬字，半年就是一個長篇。”他說，寫作就是一個積累和堅持的過程。
　　
    迄今為止，這位河南籍作家已經堅持寫作30余年，出版作品200多部，其中許多作品被譯為英、法、日、俄、德等外文在海外出版，產生了世界范圍的影響力。
 
　　“現在播送貧農社員劉慶邦的稿子”
　　
    劉慶邦是個慢性子，說起話來不疾不徐，北京腔里還夾著些河南調。來北京30多年了，但他說，河南老家對自己的影響不可磨滅。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二年，劉慶邦出生在豫東大平原上的一個小村莊里。在動蕩的年月，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經歷了當時所能經歷的幾乎所有大事兒：1957年反右，他的父親因曾在馮玉祥的部隊里當過下級軍官而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兩年后去世；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持續了三年的大饑荒，他被折磨得全身浮腫，頭重腳輕。
　　
    這些記憶，他一直藏在心里，多年以后，成了長篇小說《平原上的歌謠》和《遍地月光》中的重要內容。
　　
    他是“老三屆”，1967年初中畢業后無學可上，便回鄉務農。那時候，他并沒有感覺自己在寫作方面有什么天賦。第一篇“作品”是在縣廣播站發表的，“當時流行寫大批判稿，批判唯生產力論、階級斗爭熄滅論，我試著寫了一篇投過去，居然被采用了。”
　　
    在此之前，縣廣播站從來沒有關注過他所在的公社，公社里也從來沒有人寫過稿子。這篇大批判稿一下子讓他成為公社里的名人，他被安排到公社宣傳隊，專職搞宣傳。
　　
    他繼續寫大批判稿，寫完就投到廣播站。他的稿子采用率很高，“基本上寫一篇就廣播一篇”。那時候寫稿子沒有稿費，但能夠經常從廣播上聽到“現在播送貧農社員劉慶邦的稿子”的聲音，對他這個“黑五類”子女來說已經是莫大的政治榮譽了。
　　
    那時的他，向往高處卻屢屢碰壁：入黨是從來也不敢想的；去參軍，身體很好，但一政審就不行，“地、富、反、壞、右的子弟怎么能混進革命隊伍呢！”
　　
    1970年，河南密縣（現為新密市）煤礦招工，指標下到公社，一個大隊一個名額。他在公社搞宣傳，得到信息比較早。為了能到煤礦當工人，他買了兩盒煙，一盒送給了大隊支書，一盒送給了隊長。招工政審不是很嚴格，他也就此穿上了工裝，成了一名煤礦工人。
　　
    “原來自己還能寫小說啊！”
　　
    到了煤礦，他先是被分到礦上的一個支架廠，“專門做水泥支架，打巷道用。”或許是因為之前搞過宣傳，不久后他又被調到礦務局宣傳部，還是負責搞宣傳。
　　
    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每個人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還要接受“勞動教育”。那時的他血氣方剛，主動要求到采煤隊參加勞動，理由很“政治”：“你是在礦務局搞宣傳的，就是要和礦工們打成一片，不下井哪能行啊！”
　　
    那是真正的勞動，“前后跑了三個礦，與礦工同吃同住，掘進、采煤都要干。”現在連他自己也納悶：“當年怎么就那么有激情啊！”但他又從心底覺得必須感謝那段經歷，“要是那個時候沒下過井，現在寫東西怎么會有體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