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200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長篇小說《花腔》被認為是2001- 2002年度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入圍第6屆茅盾文學獎�！妒�榴樹上結櫻桃》是他的最新長篇小說。

    做一個“知識分子”

    新京報：過去你多數是寫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這次為什么突然想到落筆農村題材了？

    李洱：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期望自己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只關注自己的生存群落，那他肯定不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來說，“我”就是“我”，“他”也是“我”，這二者同等重要。所以，關注“他”的生活，比如鄉村變革，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對我來說，關注鄉村，還跟自己對鄉土中國的認識有關。我總覺得中國是個超級的農貿市場，是鄉土中國。這樣一種說法，在上海、北京這些大都市里的人，可能會有異議。從政治中心北京看中國，是一個中國，從經濟中心上海看中國是又一個中國，從中原看中國，也是一個中國。我碰巧在這3個地方生活過，我的突出印象是，中國就是個農貿市場。最后一個考慮，我想說的是，至少在參與政治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方面，農村走在了城市的前頭。所以，我將故事放在鄉村背景下講述，對我來說就成了一種必須之舉。

    新京報：如果說你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寫農村小說，那么你的小說是不是文學想像的農村，或者能不能說農村只是你表達的載體？你想通過農村表達的是什么呢？

    李洱：鄉村急劇的社會變革，首先是我關注的焦點，其次是我表達和做出訴求的載體。我樂于承認，我是以自己所期望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來寫這部小說的。我想，我或許表達出了鄉土中國在現代性進程中可能遇到的許多問題，比如傳統倫理與民主實踐的復雜糾葛，比如“知”與“行”之間存在的錯位，比如外來文化與鄉土文化的博弈。我想再說一遍，這些問題不僅存在于鄉村，也存在于城市，存在于知識分子之間。

    難以命名的悲歡

    新京報：《石榴樹上結櫻桃》是個很怪的書名，能解釋一下它的意思嗎？

    李洱：鄉村有一種“顛倒話”不知道你是否聽過，現在城市幼兒園的小朋友也經常唱這種“顛倒話”，它的開頭常常是“顛倒話，話顛倒，石榴樹上結櫻桃”。“顛倒話”可以把很多悖謬性的經驗用押韻的方式唱出來，成為一種特殊的民謠。它可能是對自由的向往，也可能是要表達拒絕和自嘲。當然現在幼兒園的小朋友也可以用它來頌贊。從修辭學講，這應該是一種很奇特的修辭格。這部書里寫了很多“顛倒話”，有些是古已有之的，有些是我自己編的，比如我把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也編了進去，把地鐵站也編了進去。我不編，幾年之后也會有人編，并且把它高聲唱出，有人或許還會對它進行研究討論。

    新京報：農村題材的小說很多都寫到農村生活的苦難和悲慘，而你筆下的農村帶有一些獨特色彩，它是幽默的，似乎還有一些驚心動魄。

    李洱：與苦難相對應的好像是幸福。幾乎所有的小說都會有一種基本的主題，那就是對幸福的訴求。正因為有了人生的悲苦，所以才有了這樣一種亙古的訴求。農村題材的小說當然也不例外�？赡苻r民的悲苦更多一點，所以人們對這樣一種寫作的印象也就更為深刻。我不喜歡把苦難推到極端來寫。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寫日常生活中那種尚未得到命名，更難以得到命名的悲苦和歡樂。

    《花腔》之后的變化

    新京報：談到小說一定會談到人物形象，在這部小說里，主要塑造的人物孔繁花和張殿軍等我覺得人物形象都特別清晰，可是我又很難給讀者描述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什么。你覺得這是為什么？是不是因為敘述的密度問題？

    李洱：先說密度。我特別希望小說寫得結實有力，每一筆都落到實處。那種松松垮垮的小說，我拿起來看不到一頁，就會扔到紙簍里。談到人物的塑造，形象清晰當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復雜。生活中有哪個人物是可以用一句話說清的？小說中能夠用一句話說清楚的人物形象，肯定是失敗的。賈寶玉只是一個孩子，孫悟空只是一只猴子，可我們能說清嗎？孔繁花作為一個生活在不同文化夾縫中的人物，當然不容易說清楚。

    新京報：我很想了解在經歷了《花腔》之后，你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最終寫了這種風格和題材的小說？

    李洱：因為我把歷史看成是現實，所以我寫了《花腔》；又因為我把現實看成是歷史，所以我寫了《石榴樹上結櫻桃》。歷史是現實的一部分，現實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既沒有非歷史的現實，也沒有非現實的歷史。這是我的基本想法。我的變化只是，我對寫作越來越有信心，而對現實卻越來越感到艱難。與此相應，我對自己在寫作中所做出的每一個訴求，我知道它伴之以希望，也伴之以不安。（采寫/本報記者術術）【原標題：李洱：《花腔》之后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