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色古香的西安書院門，因久負盛名的關中書院而得名，關中書院的創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明代教育家馮從吾。西安文理學院最近樹立了馮從吾雕像，而在西安市區里現在還留有馮從吾祠堂和墓的遺跡。昨日，對馮從吾素有研究的呂效祖先生和馮從吾第14代孫馮致遠，向記者詳細介紹了———

　　鐵骨錚錚 冒死直諫
 
　　明萬歷二十年（1592年）正月的一天，京城皇宮內張燈結彩，笙歌喧天，王公大臣競相揖拜，贊辭頌詩不絕于耳，為當朝皇帝的生母———仁圣皇太后隆重慶賀生日。這時，明神宗朱翊鈞自然歡喜不盡。可是，一份題為《請修朝政疏》的書奏，頓使他大發雷霆。他立即傳旨：對上疏者“廷杖”。廷杖是懲罰官吏的一種酷刑，即在朝廷上當眾用棍棒毆打被脫了衣裳的大臣。原來，這份奏疏非但沒有一字向皇太后祝頌萬壽，反而全篇矛頭直指皇帝。正當殺氣騰騰的武士持棒上殿，準備動手打的時候，大臣趙志皋等人出面向明神宗極力懇請，聯名舉保。明神宗姑念太后壽辰，給了面子，上疏者才幸免于難。

　　這位冒死直諫的上疏者，就是明代著名教育家馮從吾。

　　馮從吾（1557年—1627年），字仲好，號少墟，陜西長安（今西安市）人。他出身于一個篤信理學的士大夫家庭，幼年苦讀儒家經典，喜歡鉆研深奧的宋明理學。父親馮友非常關心他的成長，在學業上嚴格要求，做人上詳加指教，希望他按照儒家的人格風范做一個有作為的人。馮從吾日夜苦讀，學業長進很快。二十歲時，赴京城太學就讀，學成后返回長安，被聘至正學書院講學。明萬歷十六年（1588年），他參加鄉試中舉，翌年考中進士，先在朝廷禮部任職，不久改任御史，負責北京城的治安秩序。

　　馮從吾為官，剛正廉潔，敢于直言。胡汝寧橫行不法，劣跡昭著，雖湯顯祖等人多次上書，建議予以查辦，但神宗置之不理，仍委以重任。馮從吾舉證責問神宗，終迫使神宗將胡汝寧罷黜。然而，國家內憂外患迭出蜂起，朝政大權多被宦官奸臣專斷，貪官污吏胡作非為更加肆無忌憚。馮從吾深感憂慮，如此下去，明王朝前途不堪設想，國家領土也很難保全。于是就在“圣母圣節”這天上了那份《請修朝政疏》。他冒死指責神宗“靜攝深宮，郊廟不親，章奏留中不發”，“歡飲長夜，倦于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朝政何廢弛至極也！”他責問：“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他進而規勸神宗：“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為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為可忽！”這些鞭辟入里的警策之言，心系于國家的安危，民族的憂患，可明神宗諱疾忌醫聽不進去，反而讓馮從吾差點丟了性命！御史官做不成了，馮從吾就告辭京城，回到了他的故里長安。

　　從此，他在長安寶慶寺開始了他從事講學、著述的生涯。雖身在鄉野，但心系國事，他想通過講學去喚醒士志，改良世風，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治世主張，繼續與奸臣貪官等惡勢力進行斗爭。馮從吾的講學深得士子之心，一時吸引了聽者過千人。朝廷為了籠絡人心，曾幾次詔令他出來做官。他懷著對統治者的一絲幻想，在三十多年的講學歲月中，又先后應召做官兩次。然而他剛正不阿的人品在昏昧的朝政下，又注定不得其志，都很快被罷黜歸鄉了。

　　教育思想：“做好人 存好心 行好事”三句行世

　　馮從吾于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在寶慶寺講學時，特意撰寫僅108字的一篇短文名曰《諭俗》，全文是：“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做個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丙申秋，余偕諸同志講學于寶慶寺，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向者咸來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指《寶慶寺學會約》）之難以解也，漫書此以示。”

　　這是400多年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寶庫中最通俗而又最杰出的典籍之一。是馮從吾繼承弘揚“關學”道統，獻身教育事業，孜孜不倦以“提醒人心為己任”的講學宗旨和綱領；也是馮從吾對我國儒家兩千余年來古圣先賢講經明道如何做人的目的，以最通俗語言文字進行的總結和概括。正如他在文章開首所寫的那樣：“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這是多么直截了當簡明扼要地講經論道的語言，不僅避免了千百年來學者們引經據典，反復考證教條式的繁瑣講學的弊端，使受業“士子”立即得到修身治學的要領，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農、工、商、賈，一聽就懂，心領神會“咸來聽講”。還可以說是我國幾千年來教育史上有關教學改革最佳最早經驗總結的典范。很值得我們今天各級各類學校向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借鑒。馮從吾曾向世人宣稱“開天辟地在此講學、旋轉乾坤在此講學、致君澤民在此講學、撥亂反正在此講學、扶正變邪在此講學”，“在此”二字不是指講學的地方，而是講學的內容，即《諭俗》開首的“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話的教育思想的進一步具體闡述。

　　治學觀點：“學 行 疑 思 恒”五字立身

　　馮從吾繼承了張載所提倡的“學則多疑”的觀點，而且根據自己的治學經驗，提出了“學、行、疑、思、恒”五字結合的治學方法。

　　首先，他強調“學”與“行”應緊密結合。他說，天下之事，未有不學而能行者；同時又說，講學原為躬行。他要求學生戒空談，敦實行，只有后躬實行，切實專做，才是真學問。他還以學射箭為例，深入淺出地闡述了學行合一的關系。他說：“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不能射，其所談必無當。”

　　其次，他認為在學習中“疑”與“思”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思就是思考、鉆研，動腦子去想；疑就是疑問，即在學習中要提出問題，提示矛盾。他說：“思而疑，疑而思，辯之必欲其明，講之必欲其透也。”意思是，思和疑是一個互為循環往復的學習提高過程，通過獨立思考，認真辯析和討論，知識就會融匯貫通，疑惑釋明；用語言表達出來，就一定會更加透徹、嚴謹。他認為“只要一息尚存，此疑不懈，九天九地何處不入。”意思是對待疑難的問題，一定要肯于吃苦，勤奮鉆研，不攀登到知識的高峰決不罷休。

　　再次，他強調學習必須有恒心，要孜孜不倦地堅持下去。只有如此，才能有所作為。

　　這五字結合的治學方法，符合人們治學的基本規律，至今仍可以作為我們讀書學習的借鑒。

　　在幾十年的教育活動中，馮從吾特別注意為師之道。他十分熱愛作教師講學這一職業，為官也講，不作官也講，走到那講到那。“學之當講，猶饑之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