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季關學大儒馮從吾，從儒學正統(tǒng)觀點出發(fā)，力辨儒佛二宗之異趣。對晚明儒、佛在道體、心性、人性善惡等重大理論問題上的不同作了系統(tǒng)而全面的辨析。馮從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學正統(tǒng)立場上對佛教進行的一場較為徹底的清算，從中可以窺探馮從吾的思想特征，同時也從一個側面揭示出晚明儒學的佛學觀。其所暴露出的晚明關學學者對佛教思想及其內(nèi)在精神理解和把握上的偏差，是思想史上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

    關鍵詞：馮從吾；儒佛之辨；關學；辨學錄

    中圖分類號：B248.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10）02-0083-05

    馮從吾（1557—1627）是明代推動關學再度中興的儒學大師。在晚明虛浮風氣泛濫之時，他極力“倡明正學，提醒人心，激發(fā)忠義，指示迷途”，并自贊以“鄒魯”為“師”，以儒學為“正學宗傳”。其“倡明正學”的重要方法就是“排距二氏”，尤力辯儒佛之異趣。本文將通過對馮從吾“儒佛之辨”的原因、目的、宗旨與內(nèi)容的分析，以期揭示馮從吾的思想特征，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晚明儒學特別是關學學者的佛學觀。

    一、“儒佛之辨”的原因、宗旨

    馮從吾生于1557（明嘉靖末年），卒于1627（明天啟七年），字仲好，號少墟，陜西長安人。他承繼關學敦本尚實的傳統(tǒng)，對當時虛浮的學術風氣，力加批判。1605年，他與鳳翔張舜典，磋談心性之學，并于是年將其契悟編成《辨學錄》一書。該書為“靜中妙悟，見儒釋所以分別處，皆昔賢所未發(fā)也。”“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其論極為精微也。”馮從吾關于“儒佛之辨”的弘論即主要集中在該著中。

    唐宋以來，三教合流雖已成趨勢，然而在中唐后以承繼和倡揚儒家道統(tǒng)為己任的儒家學者，大都一面吸收佛老思想，一面又在表面上力拒二氏，其中包括北宋的張載、二程及南宋朱熹。如張載批評“釋氏便不窮理”，“釋氏不知天命”，“釋氏銷礙入空”；朱熹說“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可以說，在王學興起前的朱子學盛興時期，在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社會上對“佛老之教”，出現(xiàn)了“舉世趨之”的情況，難怪宗尚程朱的薛瑄針對這種狀況以及佛教對學人思想之侵蝕，痛切地說：“雖先儒開示精切，而猶不能祛其惑。”可見理學在總體上一直視佛老（特別是佛教）為異端，對之采取了較為激烈的排斥態(tài)度。胡居仁甚至說：“為害尤甚者，禪也。”即使在思想上吸收佛禪的王陽明，也“并沒有放棄以佛道兩家為異端這一儒學傳統(tǒng)的基本立場。”可見，排佛老是宋明時期儒家學者的基本態(tài)度。

    馮從吾力辨儒佛的第一個原因是佛教在明季的影響以及它對正統(tǒng)儒學所造成的強烈沖擊。一方面，由于順應了唐宋以來三教合一的大趨勢，佛教已處于與儒學并立的地位。如羅汝芳的弟子楊起元所說：“二氏在往代則為異端，在我朝則為正道”，佛教的地位十分顯要。另一方面，由于王學末流談空論玄、棄儒入佛的刺激。王學之末流者如管志道等人，名為提倡三教，實為推尊佛教，甚至說“本無三教，惟是一乘”，“全體大用，總歸佛門。”在王學末流虛浮風氣的影響下，佛禪甚為流行。于是，馮從吾尖銳地指出：“吾道之衰”，乃使“異端之盛，此時既已猖獗”。這樣，儒學“元氣既虛，邪氣安得不侵?”佛禪“異端”泛濫在思想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對傳統(tǒng)儒學特別是朱子理學造成了實質性的沖擊。正因為此，馮從吾說：“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余力”，故“不可不辨。”

    馮從吾力辨儒佛的第二個原因是要清除王學末流之玄虛，力求倡明“吾儒之正道”。《辨學錄》成書時已距王陽明去世（1528）70余年，如果說從嘉靖到萬歷初年是陽明學的全盛時期，那么此時王學已走向衰落，當時所稱心學者多屬王學之末流。這些人其實已經(jīng)背離了王學實心實學的宗旨，而流入空談心性之浮虛，其思想中潛入的佛禪旨趣，在事實上已改變了理學家視佛老為異端的基本態(tài)度。明末學者劉宗周對王陽明之后心學頓入禪門的情況，有過一個概括性說明：“自文成而后，學者盛談玄虛，遍天下皆禪學”。心學頓入禪門，遂陷于“盛談玄虛”，空談心性，于道德踐履的工夫亦日漸弱化，甚至置傳統(tǒng)儒家倫理于不顧，以致一些最根本的倫理信條，也受佛教“空無”本體的影響而被消解了，如馮從吾所說：“異學爭言無，世儒又從而附和之，何也?不知使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是何道理?成何世界?于此而后知圣人之為慮遠。”他進一步指出，“近日講學者多佞佛，而懲佛者并吾儒之學又置之不講”，這種非毀儒學的“異端之學”，其最大的危害就是混淆是非，使“講學者多誤信之”，故“儒佛之辨不可不嚴也”。

   馮從吾力辨佛儒的第三個原因是當時學術思想上出現(xiàn)儒佛相雜、彼此混淆的情況，導致當時儒學或“辟佛而適以尊佛”，或陷于儒學內(nèi)部的同室操戈。馮從吾指出：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以下以修以事物歸儒，辟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無論矣。……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范圍也。

    馮從吾發(fā)現(xiàn)，當時儒者中流行一種說法，說佛教旨在講上達、頓悟、心性，而儒學旨在講下學、修身，注重關切社會事務。他認為，如果能洞察佛教的片面而了悟儒學之全體，就不難得出儒學是惟一能將上達與下學、頓悟與漸修、內(nèi)在心性與社會事務一以貫之的真正學問的結論，因為這是孔、孟以來儒學就有的“體用一源”傳統(tǒng)。但有的儒者往往對此懷疑，認為儒學與佛教都說“心”，都言“性”，二者所言道理實質上是相通的，所不同者惟華語與梵語的區(qū)別而已。更有甚者則認為佛道二氏在某些方面不能與儒學相兼相融，而從總體上說，儒學則與佛道相兼相融。故儒學是至大的，佛道二教仍不能超出儒學之范圍。對此，馮從吾批評說，殊不知這種認為二氏與吾儒可以“彼此相兼”的觀點，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故馮氏認為，要振興“吾儒正道”，必須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