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著名動物學家秉志先生受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nóng)科主任鄒秉文先生之聘，自美國回國任教。其時，在中國治動植物學者，多集中于大學或高等學校的博物系，教學和研究皆甚膚淺，偶有動植物標本陳列，卻極其簡陋，多數(shù)還是自日本購來，而于我國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少有探求。秉志回國，意在推行現(xiàn)代生物學研究，首先在該校設立生物系，此系中國大學中第一個生物系；復又創(chuàng)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自任所長，是為中國生物學研究機構之始。所內(nèi)設動物、植物兩部，秉志兼任動物部主任，植物部則由植物學家胡先骕先生主持。生物研究所成立伊始，條件極為艱苦，秉志先生為倡導研究，不遺余力。以極少經(jīng)費，采集標本，購置圖書，添置儀器，創(chuàng)辦刊物，于是大學之學子，有學習鉆研動植物學機會。至抗日戰(zhàn)爭之前，由該所培養(yǎng)或訓練的生物學家，計有百余人。當時在中國治動物學者，幾乎都是出自秉志門下，誠不愧為中國動物學界的開山大師。生物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大多刊于本所之專刊，該刊與世界各國五百余處研究機構相交換，使歐美各國生物學界，對中國生物學漸有認識，有謂中國人研究能力甚強，頗致敬佩。生物研究所為中國科學贏得地位，這不能不歸功于秉志先生卓越之精神和毅力。

    在生物研究所發(fā)揚光大之時，由其孳乳，1928年，有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之創(chuàng)建，以紀念著名教育家范靜生先生，秉志兼任所長；1929年秉志又協(xié)助創(chuàng)辦中央研究院自然歷史博物館（后改名動植物研究所），及中山大學農(nóng)林植物研究所；此后廬山森林植物園、云南農(nóng)林植物研究所，則屬再傳之薪。諸多研究機構的建立，為中國生物學的發(fā)展奠定基礎。幾乎與此同時，廈門大學生物系、青島大學生物系也在秉志的擘劃之下成立。有此輝煌燦爛的業(yè)績，一方固然是同仁的努力，一方還是秉志先生指導有方。前輩先賢德業(yè)事功，當垂史冊。1935年胡適評價曰：“在秉志、胡先骕兩大領袖領導下，動物學植物學同時發(fā)展，在20年中，為文化開辟出一條新路，造就了許多人才，要算在中國學術上最得意的一件事。”

    秉志先生系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先入康奈爾大學，學昆蟲學，獲博士學位，后往韋斯特解剖學和生物學研究所，從事脊椎動物神經(jīng)學研究。秉志為在中國開創(chuàng)動物學研究事業(yè)，廣泛涉獵，鉆研動物學各分支學科，終在神經(jīng)學、解剖學、生理學、形態(tài)學、分類學、古生物學諸領域皆有較深造詣。在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發(fā)表科研論著近七十篇、冊，為各學術領域的發(fā)展史留下重要篇章。

    秉志先生桃李滿天下，其中杰出者，有伍獻文、王家楫、楊惟義、壽振黃、張孟聞、盧于道等，余忝為伍獻文先生門墻，屬再傳弟子，然余生也晚，未曾親炙教益，但從先師的訓喻當中，獲悉先生不僅功業(yè)至偉，且道德純粹，忠信篤敬，令人極為欽佩。20年前，嘗襄助先師編輯《秉農(nóng)山詩存》，又得讀先生詩作，對生平事跡更增了解，對先生德業(yè)事功更生景仰。

    秉志先生，字農(nóng)山，原名翟秉志，1886年生于河南開封，幼承庭訓，究心文史，17歲嘗中舉人，科舉廢除，入京師大學堂（即今北京大學）預科學習，畢業(yè)后遂往美國留學，其時，中國積貧積弱甚久，在“科學救國”的感召下，選擇科學為終身職業(yè)；在美康奈爾大學期間，與留美同學任鴻雋、趙元任等共同發(fā)起編輯《科學》雜志，組織中國科學社，以提倡科學，介紹科學于國人為宗旨。先生本此宗旨，在科研之余，寫有科普著作近五十篇、冊。

    先生開創(chuàng)生物學事業(yè)之所以獲得成功，實是其有高尚的道德品格與治學育人的真正科學精神。此再引先生同時代學人、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先生于1933年所言，更為貼切。其云：

    如果中國有科學家，立身行己，處事接物，表現(xiàn)出真正科學精神，足以引起社會的景仰與效法，他的影響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國科學興起甚晚，這樣的人物當然還不容易產(chǎn)生，但是我們也不是沒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學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來忠于事業(yè)，從不外鶩。學校散了，沒有薪水，他一樣的努力工作；經(jīng)費多了，他也是這樣的努力工作。標本所得，他便盡力研究，研究有所獲，他從速發(fā)表。他的工作只求一點一滴的進益，并不追求鋪張揚厲的虛聲。這都是真正科學家的態(tài)度。他對于后起的學者，不但盡心指導，而且盡力的拿好的材料給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幫助他。因為有他這樣的人格，所以養(yǎng)成中國許多動物學家，莫不仰為宗匠。

    先生熱愛祖國，珍視民族氣節(jié)。抗日軍興后，因夫人重病臥床，而滯留孤島上海。先生改名蓄須，堅決不為敵偽所用。在社稷傾覆、生靈涂炭的民族危難之際，為鼓勵國人奮起抗日，以“驥千”、“伏櫪”為筆名，在報刊發(fā)表文章，揭露敵人罪行，并寫有《生物學與民族復興》、《竟存論略》、《科學呼聲》諸書稿；為了教育后人，他又寫了《師鑒》、《過庭憶錄》、《訓子女書》等著作。此時，先生還開始了吟詠，直至晚年，得詩二百余首。先生詩作出語圓潤溫厚，言簡意遠，亦足以傳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先生得到新政府的禮遇，被邀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被選為河南省人大代表及全國人大代表，積極出席有關會議，但先生更加珍惜新社會給他帶來的良好的研究條件，雖然不再擔任領導生物學的重任，而其本人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研究未曾中輟，以實驗室為家，夜以繼日地工作，對鯉魚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發(fā)表論文十余篇，并完成《鯉魚解剖》、《鯉魚組織》兩部專著。在致友人書札中有言：“志以數(shù)十（年）專攻動物學，既是科學，即不能不終身以之，今日朝夕鮮暇，亦是自然之勢，唯有割舍一切，以求無負初心而已，然此猶恐不免落后也。”先生淡泊名利，以為天下最有價值之物，即是學問，勢位和金錢都不足與學問相比，勢位和金錢都終將喪失，唯學問可以長久。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學問。

    今先生文集，經(jīng)翟啟慧、胡宗剛兩先生編輯，即將付印，海內(nèi)外學者，當可窺其全豹。余學識谫陋，本不敢序先生文集，因念《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聊志景仰之意云耳。 （《秉志文存》將于2006年8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為該書序言，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中國動物學界開山大師《秉志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