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河南光山人，今年的2月4日是她100周年誕辰；趙清閣，河南信陽人，著名作家，國畫家。
　　
    光山與信陽雖兩地毗鄰，但鄧穎超與趙清閣的友誼卻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期，她們相識于1979年4月25日。此后的10多年，兩人的友誼日漸深厚，如同胞姐妹，親如手足。鄧穎超1982年10月9日致趙清閣的信，這樣寫道：“雖相見恨晚，未為恨晚。這是我在失去戰友、伴侶之后相識的一位以誠相見，可以談心［的］蜜（密）友，深感幸慰。”
　　
    其實，趙清閣與周恩來1938年認識于武漢，1940年夏天，她和安娥一起為了替“左聯”劇作家左明尋求治療肺病的費用在重慶第一次正面與周恩來接觸。當時，周恩來被趙清閣為朋友俠肝義膽的情懷所感動，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國解放后他又托趙清閣敦請老舍回國。1957年“五一”前夕，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到上海舉行了一次電影工作者座談會，當總理步入會場尋視之后，突然發問：“趙清閣同志怎么沒有來？”第二天，《文匯報》就報道了這條新聞。一年多后，當總理又到上海召開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時，趙清閣被邀請了來�？偫磉�特地走到趙清閣旁邊詢問趙清閣的生活和身體情況。當總理得知趙清閣身體不好時，語重心長地說：“要多注意健康，努力創作。有什么問題，寫信給我。”總理對趙清閣的關懷，讓趙清閣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備感溫暖。而鄧穎超與趙清閣的相見與友誼卻是在周恩來逝世之后。
　　
    那已是1979年4月，趙清閣到北京參加田漢追悼會。當時，趙清閣住在陽翰笙家里。4月25日下午，趙清閣與陽翰笙夫人唐棣華驅車同往八寶山革命公墓參加追悼會，茅盾致完悼詞后，大家依次向田老家屬林維中及其子女慰問，當鄧穎超和林維中握了手走到出口處時，趙清閣連忙上前招呼，喊了一聲“鄧大姐”。鄧穎超立即止步注視著趙清閣，趙清閣自報了姓名，鄧穎超熱情地拉著趙清閣的手，高興地告訴趙清閣“正要寫信給你”。她們好像老朋友邂逅相遇一般都非常興奮。這時與會人群因她們的停留堵塞了通道，有人悄悄在催促，鄧穎超只好同趙清閣握別，并囑咐趙清閣不要急于返回上海，在北京多玩幾天，并約趙清閣到家里談談。原來，周恩來生前，包括病危期間，曾多次同鄧穎超提起她的這位信陽老鄉。此時，鄧穎超又讀了趙清閣自寫的簡歷，對她有了一定的了解。
　　
    5月初的一天晚上，鄧穎超讓秘書趙煒打電話通知趙清閣，翌日上午在家等候，將派車接趙清閣。
　　
    第二天，下著小雨，8時許車子就到了。趙清閣征得鄧穎超同意后帶著陽翰笙長子歐陽剛一起乘車到了中南海西花廳鄧穎超住的庭院。
　　
    她倆談生活、談經歷、談人生、談寫作……幾乎無所不談。她們從屋內走到院中，沿著周總理生前散步的地方，踱著步敘談著總理的豐功偉績和恩情。臨別，鄧穎超又挽留趙清閣在北京多住幾天。而趙清閣因要和北京電影制片廠研究一個劇本，還打算多看看老朋友，也希望能再見到鄧大姐，就留了下來。
　　
    6月5日下午2時許，冰心驅車到陽翰笙家訪問趙清閣（她們抗戰時在重慶相識并結為密友），聽說趙清閣要去看望鄧穎超，就讓趙清閣帶個口信給鄧穎超，說：漂流英國倫敦多年的凌叔華（著名女作家，代表作《花之寺》）要回國定居，希望政府為她安排住處。
　　
    到了中南海，趙清閣就把凌叔華打算回國定居的事告訴了鄧穎超，鄧穎超立即指示趙煒打電話向國務院僑辦反映。后來，凌叔華如愿以償，終于葉落歸根。
　　
    不覺3個小時過去了，趙清閣向鄧穎超告辭，鄧穎超讓趙煒拿來準備好的一包櫻桃和蘋果、梨，還特別囑咐趙清閣回上海后，要分一只蘋果給老吳嫂（趙清閣的生活保姆吳秀英）。這年10月下旬，趙清閣又到了北京，她是由茅盾向中國文聯提名，作為特邀代表赴京參加第四屆中國文代會的。文代會后的一天下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再一次接見了趙清閣，她們談論到文藝界百花齊放的大好形勢，并鼓勵趙清閣既要創作又要注意身體，一定要老而彌堅！
　　
    1981年3月下旬，茅盾病故前，趙清閣接到電報，在茅盾逝世前兩天到了北京，又與茅盾見了兩面。趙清閣這次到北京仍住在陽翰笙家。這時，鄧穎超獲知趙清閣到了北京，就派老楊同志驅車接趙清閣到中南海西花廳做客。鄧穎超已經坐在西花廳外廊上等候。趙清閣一下車，鄧穎超仿佛見到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緊緊握住趙清閣的手，噓寒問暖，并囑趙煒拿相機為她們拍了一張并肩的合影照片。她們幾乎無所不談，就像一對親密的朋友。鄧穎超十分欣賞趙清閣的繪畫才能，并鼓勵趙清閣“寫作之余莫輟繪事”。4月11日，茅盾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巴金同志也按照鄧穎超的建議專程從上海到北京參加了茅盾的追悼大會。之后，趙清閣離開北京返回上海。
　　
    鄧穎超曾于1982年春秋兩次到上海。春天，是護送宋慶齡的骨灰到上海安葬，雖來去匆匆未能見到趙清閣，但她讓趙煒到趙清閣家里看望趙清閣，并在屋里拍了幾張照片，目的是為了解趙清閣的生活環境。秋天，是專為休養到上海的。鄧穎超下榻在虹橋路一家十分幽靜的賓館里，深居淺出。國慶節后一天上午，鄧穎超讓趙煒把趙清閣接到了賓館。
　　
    她們由彼此共同的朋友俞珊、郭沫若、田漢談到重慶，由郭沫若的《武則天》，談到盛唐試用女才人的歷史，她們談得很投機、很快樂。
　　
    第二天，鄧穎超派人給趙清閣送去金桂壓花兩枝，月季一束，并在便箋上寫道：“桂花已落，楓葉未丹；送上紅月季一束，雖非紅葉，權當紅葉，希能點綴你的雅室。”
　　
    這次上海別后，趙清閣于1983年年底赴北京開會又看望了鄧穎超。就在這一年，鄧穎超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此后，她們書信來往不斷，感情愈深。有時，鄧穎超因寫字手發抖，就口述讓趙煒記錄，校對后再簽上自己的名字，寄給趙清閣。1985年7月26日，鄧穎超的信這樣寫道：
　　
    親愛的清閣同志：
　　
    使你長久失望，不（又）在失望的時候，你料想不到看到由趙煒代筆的這封信。但，我對于你的來信，不管趙煒送多少文件、信件給我看時，我總是立即看你的信，看完以后掀起了給你寫回信的念頭，這種心愿不知掀起多少次，終仍（因）工作精力的限制，于是又疏懶而放下了。
　　
    在你給我報喜的信——被批準加入共產黨，當時，就想寫信向你祝賀，一直托（拖）到七月一日黨的生日時，我又（才）想著給你寫信，然而畢竟沒有實現。我應該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喜悅、快慰的心情歡迎你一個久經考驗的女作家成為我們黨的隊伍中的一員，這種心情祝賀就以此信塞責了。
　　
    看到你在太湖濱上的照片，真是像你所說的常相見了。從照片上看到你的精神面貌尚好。身體也還結實，我非常高興。要同你談的，寫的內容可以說是積累了很多很多了，不是一次答復可以盡所欲言的，希望在什么時候我們如果能相見時，留著當面長談吧。
　　
    最近，你來信提到秦德君（注：茅盾生前女友）此人，我深知她的底細。你提到她最近在香港發表過去的情況，我認為不僅無聊，而且也很無恥，能夠相信她的人可能不會多的。七月初，我到渤海灣避暑的勝地，能夠短期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