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俸祿制實行一年并取得明顯成效后，北魏又在經濟上采取了一項相當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就是以國家的名義對現有土地實施分配與調整。這一制度對豪強大族的土地所有制進行了一些限制，從他們手中奪回了大量勞力，分給農民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滿足了廣大農民的部分要求，對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安定社會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均田制是中國歷史上一項重要的土地改革制度，經歷了北魏、北齊、北周、隋，直到唐代中葉才告終止。它在古代持續了約300年，并影響到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

這些改革制度表面上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義頒布施行，其實都是由馮太后拍板，起主要決定作用的，還是馮太后。

隨著孝文帝的一天天長大，他與馮太后的關系也日漸微妙并復雜起來，問題的關鍵當然還是在于一個字——權。作為封建制度的最高統治者，權力就是一切，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馮太后權欲極盛，且生性猜疑，她看到一天天長大的孝文帝越來越“聰圣”，擔心將來難以控制，“不利于馮氏”，又打起了廢掉皇帝的主意。于是，她將拓跋宏關在室內，三天不讓人送飯。時值寒冬臘月，拓跋宏僅穿一件單衣。馮太后召集大臣討論，打算另立咸陽王禧為帝，因為遭到不少元老大臣的激烈反對，不得已而作罷。同時，她還命令內官監視孝文帝的言行舉止，每十天報告一次。一次，宦官密報了孝文帝的“過錯”，馮太后大怒，立即傳來拓跋宏，狠狠地打了他數十大杖。孝文帝無法反抗，只好“默然而受，不自申明”。拓跋宏生性聰穎，深深地懂得忍讓之道，不像他父親那樣血氣方剛，才沒有擴大他與馮太后之間的矛盾。如若不然，以馮太后之堅毅與謀略，哪怕大臣“固諫”再厲害，也會將他從北魏的皇帝寶座上一腳踢開了。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滿20，已經長大成人了。于情、于理、于勢而言，馮太后都不便繼續臨朝聽政，她不得不將權力的“魔杖”交給拓跋宏。于是，“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這才正式主持朝政，也開始親自動筆起草詔冊。

拓跋宏親政后，馮太后并不是完全退出了政治舞臺，但起主要作用的自然已是孝文帝了。在拓跋宏為皇的28年時間里，對權力的執掌應該分為三個階段：一、5歲登基到20歲時，大權完全掌握在馮太后手中；二、20歲親政到24歲時馮太后去世，他與馮太后共掌朝政；三、從24歲到33歲離世，政權歸于拓跋宏一人，這一階段也是他大刀闊斧全盤漢化之時。嚴格來說，孝文帝真正執掌北魏朝政的時間也就不過八九年時間。但是封建皇帝的九五之尊使他從小就在大臣及民眾心目中樹立了一種無尚的威嚴與凜然的形象，一旦大權在握，他就顯出了一代英主的勃發雄姿。

馮太后于公元490年去世，時年49歲。馮太后死后，拓跋宏十分悲痛，5天沒有好好進食，一日三餐僅吃小半碗米粥，喪服也一直不肯脫下。盡管馮太后立下遺囑，要求喪葬從儉，但孝文帝還是將她的喪禮舉辦得相當隆重，并表示要遵照古禮，守孝3年。在遭到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的強烈反對后，才勉強作罷。

孝文帝之所以要在馮太后的喪禮上大做文章，一是因為他確實對馮太后懷有較為濃厚的感情，盡管馮太后責斥過他，還想廢掉他，但他總是認為“養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再則，孝文帝想通過喪禮的形式，將漢族的封建禮儀文化、忠孝仁義以身示范地落到實處；同時，他也想通過葬禮向文武大臣表明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將以更迅速更堅決更徹底的方式將馮太后的改革方略執行到底。

自編自演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將北魏首都從平城遷到洛陽。

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內容，我們可以將其凝練地用一個短語概括——全盤漢化。遷都洛陽，表明了他全盤漢化的決心，也是他改革能夠成功的一個轉折與標志。

鮮卑拓跋部落發源于遙遠的邊陲之地，他們的人口本來就少，進入廣袤的中原后，必然成為一支少數民族。如果僅僅限于搶劫，他們自可來去如風，完全保持著過去的那種野蠻的游牧生活及習俗。然而，若是長期占據中原，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下去，他們就不得不調整、改變過去的生存方式，由游牧生活變為先進的農業耕作。

鮮卑拓跋部南下，已有過遷都的歷史。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時，定都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后于公元398年遷都平城。也就是說，平城也是北魏統治者遷都的產物。如果僅僅局限于現有的地盤與統治，平城于鮮卑而言，自然是一個較為理想的定都之地。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北方柔然、高昌的威脅業已解除，南方的領土在不斷擴大，具有雄才大略之氣的孝文帝拓跋宏已明確了北魏的戰略目標——南伐齊朝，統一中國。而平城地處黃土高原東北部，這里氣候寒冷、土地貧瘠、交通不便，顯然已不能適應當時的戰略發展目標。最主要的一點是，這里的鮮卑貴族集中，他們思想保守，生活腐化，堅持鮮卑舊俗，已形成了一股反對改革的頑固勢力。

由此可見，北魏如若發展，就必得改革，而改革的關鍵所在，就是離開平城，遷居中原。拓跋宏經過一番權衡比較，目光最后落在了居古代“天下之中”、氣候比較溫和的洛陽。他之所以看重洛陽，恐怕最主要是因為這里的漢族士大夫數量最多，為漢文化之中心；另外，洛陽接近南朝，也便于他隨時用兵，“南蕩甌吳”，實行一統天下的雄心。

只有離開保守勢力的大本營，才能順利地推行全盤漢化的改革方略。

拓跋宏深知，如果貿然提議遷都洛陽，必然遭致鮮卑貴族的強烈反對。南遷，就意味著讓他們放棄現有的家業，放棄已然習慣了的生存環境，放棄騎射游牧的“武功”之長……不少鮮卑貴族認為，北魏的天下是以平城為據點一點一點從馬背上打下來的，如果離開平城，就很有可能失掉他們好戰勇武的民族特性，不僅難以統治漢人，反而會被他們同化。一般鮮卑人并未像拓跋宏那樣從小就接受過漢文化的熏陶與教育，他們對漢文化常抱有一種藐視、不以為然的態度，也沒有拓跋宏心中的那種危機與緊迫感。他們以為只要能夠壓制住漢人，讓他們為所欲為、自由自在、作樂享受就心滿意足了。因此，拓跋宏不無憂慮地說道：“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如果強行遷都，弄不好，很有可能會釀成一場無法收拾的內亂。為了達到順利遷都的目的，拓跋宏不得不費盡心機，反復考慮，制訂出了一個相當巧妙的萬全之策。

公元493年五月，孝文帝召集群臣，宣稱南伐蕭齊。他命太常卿王諶占卜南伐吉兇，結果卜得一個“革”卦。于是，拓跋宏大聲說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吉孰大焉。”

接下來的一切便完全按照孝文帝早就安排好了的計劃開始有聲有色地執行了——

公元493年七月，孝文帝親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