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致新老師的父親李蕤先生，早年活躍于中原文壇。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時候，他騎一輛破自行車，只身到饑荒現場采訪，在《前鋒報》發表了多篇災區通訊，后結集為《豫災剪影》，保存下來了珍貴的歷史文本。筆者最近得知宋致新老師正在重新編著一冊關于上個世紀40年代河南大饑荒的書，就把近年來手頭存放的一些文史資料給她發去。她收到后大為贊賞，說：“其中一些材料十分珍貴，如靳志先生執筆寫的《旅渝豫人上蔣主席書》就像一篇檄文，這次書中一定收入。他把1944年豫湘桂戰爭失敗的原因講得很透徹，真是一篇奇文！”

    靳志是清朝最后一科進士，1903年畢業于北京京師大學堂譯學館。1905年，他被北洋政府派往英國、法國留學，在法國加入同盟會。他歸國后歷任總統府秘書、國民政府秘書，曾出使英、法、荷、比諸國，曾在中蘇會議上為斯大林做翻譯。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河南文史館館員、省政協委員。靳志先生精詩文、工辭章、擅章草。毛澤東同志赴蘇聯時，斯大林曾問起過靳志，一句“我的中國朋友靳志先生”引起毛澤東同志回國后打聽靳志。后來，靳志曾為毛澤東同志書寫作品。

    該文是1944年由在重慶的河南籍人士聯名上書，靳志執筆寫就的為河南人民請命的“陳情表”，靳志當時是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專員和專門委員。文章開篇秉筆直書：“呈為豫戰敗壞，請求確定責任，嚴懲失職……并迅速救濟難民及流亡學生事……”此篇文章寫于1944年國民政府豫湘桂會戰失敗后，從1942年開始，河南一直遭遇大饑荒，百姓草根挖盡，易子而食，而當時的河南省政府對田賦征實苛捐雜稅，絲毫未減，導致300萬人餓死，更多的人逃難到省外。國民黨軍隊把幾十萬河南農民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筑公路、開挖巨型反坦克壕溝，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到黃河堤壩加高堤沿。駐守河南的湯恩伯在葉縣圈占民田4000余畝，大征民力，攤派巨款、修筑官舍。河南民眾，怨聲四起。軍隊視民如草芥，則民視軍如寇仇。1944 年4月，日軍渡過黃河，在豫中的廣大地區與中國軍隊交戰。歷時38天的戰斗中，日軍以5萬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擁有40萬兵力的國民黨軍隊，占領了豫中30多個縣城。當國民黨部隊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民眾到處截擊他們，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部隊官兵，造成部隊重大損失。《劍橋中華民國史》記載：“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1944年7月8日的《解放日報》在《豫湘桂戰役為什么失�。俊飞缯撝姓f：“因此，戰爭一起，老百姓便起來繳軍隊的槍。這種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實，究竟是誰的責任，難道還不洞若觀火嗎？”

    然而，湯恩伯對此不僅不深刻反省，反而惱羞成怒，把戰敗的罪責歸于河南老百姓，誣蔑河南民眾是漢奸，貼出標語，準備實行屠殺。靳志和旅渝河南籍人士慷慨陳詞：“河南之敗，在于軍民不合，中外皆知，不能隱諱。論者甚至謂豫民不顧大局，仇視國民，而欲諉過于民眾，此真謬誤之極、到死不悟者矣。”河南人民，忠厚樸實，自抗戰以來，幾十萬中國抗日軍隊在河南駐防，而這幾十萬人吃的糧食、戰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補充，全靠從河南“就地取材”。發生饑荒之后，在軍民交困的情況下，蔣介石采取舍民保軍的殘酷政策，到1943年元月底，國民政府從河南共征收170萬大包小麥。“中央社”消息說“河南人民深明大義，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就是這樣的人民，不惜犧牲、共赴國難，“又何至中途改節，判若兩人哉！誰司牧民，竟使怨憤充塞，吁天無路，乃至潰散不可收拾？則數年來黨政軍當局措置失當之咎，不言而喻，非可強詞曲辨也”。靳志他們上書蔣介石提出了四點要求：一是嚴懲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二是對“不恤民間疾苦，禍國殃民”的河南地方政府官員應分別嚴懲，并選派有資歷有才能的人員收拾殘局。三是河南近年黨務負責人變動頻繁，要求徹底整頓。四是對河南境內災民、公教職員、青年學生以及逃荒至外省的災民，政府應及時救濟，選派得力人員，分區設站、賑濟災民。

    在上個世紀40年代的河南大饑荒中，河南有志之士不斷為民請命。先是河南省賑濟會推選楊一峰等代表赴重慶，吁請國民黨中央免除災區征實配額，蔣介石不但拒見，而且禁止他們在重慶公開活動。后來是河南籍國民參政員郭仲隗在重慶召開的幾次國民參政會上，彈劾湯恩伯、為河南災民涕泣陳情提交議案。而開封名士靳志執筆寫就的這篇文章無疑是為河南人民正名的一篇宣言書，歷史應當銘記。劉海永【原標題：靳志：為河南人民上書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