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諾是20世紀20年代對李綠園《歧路燈》進行早期研究為數不多學者中唯一一位深入李綠園故里及其周圍地方，對《歧路燈》的創作環境和抄本存世情況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徐玉諾對《歧路燈》文本的研究一是在校閱馮友蘭抄本時作了見解獨到的眉批，二是將《歧路燈》與《儒林外史》和《品花寶鑒》作了比較研究，開了《歧路燈》比較研究的先河。但受資料占有的限制，徐玉諾對李綠園生卒年和家道情況的研究結論存有瑕疵。

    徐玉諾是20世紀20年代對李綠園《歧路燈》進行早期研究為數不多的學者之一。徐玉諾涉足《歧路燈》研究，有其先天的優越條件。首先，徐玉諾的家在河南省魯山縣徐營村，與李綠園故里寶豐縣宋寨村（今屬湛河區）隔沙河相望，相距僅十余里。徐玉諾視李綠園為鄉里先賢，口稱先生而不名，十分崇敬。其次，20年代初徐玉諾登上全國文壇后，在學界有相當的聲望，與關注《歧路燈》的各位學者馮友蘭、董作賓、朱自清、郭紹虞等均有交往。

    徐玉諾研究《歧路燈》的文章，有發表于1928年11月11日《明天》雜志第一卷第四期上的《〈歧路燈〉及李綠園先生遺事》、發表于1929年8月11日《明天》雜志第二卷第八期上的《墻角消夏瑣記》（一~三）和發表于10月16日第二卷第十期上的《墻角消夏瑣記》（十七、十八），還有書于馮友蘭《歧路燈》抄本上的《眉批集錄》。歸納起來，徐玉諾在《歧路燈》研究上做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深入李綠園故里及周圍地方，對《歧路燈》的創作環境和抄本存世情況進行田野調查；二、對李綠園的身世作了研究；三、對《歧路燈》文本進行了研究。

    深入李綠園故里，對《歧路燈》的創作環境和抄本存世情況進行田野調查

    在《歧路燈》早期研究者中，徐玉諾是唯一一位做過田野調查的學者。馮友蘭兄妹在1927年整理出版《歧路燈》前后，曾多次給徐玉諾寫信，詢問《歧路燈》抄本及李綠園事跡。為此，徐玉諾至少兩次到李綠園故里宋寨村進行訪問，實地察看了李綠園少年時代讀書的地方“魚山關公廟”、經常攀附玩耍的石雕辟邪、著《歧路燈》時的住所和李家祠堂；從李綠園五世孫李明達處得閱李綠園的一些遺著《四談》抄本、《東郭傳奇》殘卷、《拾麕集》散段；到宋寨南魯山張官營親睹《歧路燈》的張氏抄本和余氏抄本；到寶豐通閱了姬路環家的抄本和馬街司家所藏殘本。另外，從《國朝中州詩抄·李綠園小傳》中得知寶豐楊莊楊淮家收藏有《歧路燈》書稿，徐玉諾還專門了解了楊家“三世孀婦，與世絕緣，無法搜求”的情況。

    徐玉諾對李綠園身世的研究，一是考其生年，二是論其家道。關于李綠園的生年，徐玉諾作田野調查時親眼看過李家祠堂的木主，在回復馮友蘭的信中說：“據李家祠堂木主，綠園先生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十二月初一日寅時生于魯山水牛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月二十八日巳時壽終于米市胡同京邸。享年八十有四。”但在《墻角消夏瑣記》之一《李綠園寄風穴上人詩及其生年》中又據友人所抄《汝州志》李綠園寫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宦途有感風穴上人》詩第二首末聯自注“時年六十有九”，對木主上所記生年“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糾正道：“按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次年甲午先生七十歲。若自注不錯，先生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享年八十有四，恰好先生卒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木主所記卒日當然不致有誤，生年不同，正是按舊歷推算錯了。”關于李綠園的家道，徐玉諾依據田野調查所得馬街司氏家藏李葛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所書墨稿：“不寐苦，不寐苦，傷心乾隆歲丙午。長兄病歿汴梁城，客囊羞澀心無主。遍丐諸舊游，釀金廿四五。草草成殮畢，我攜侄兒扶櫬歸仆仆。可憐孀嫂！從此食貧將孤撫。未及十年嫂亦去！父子姑媳葬西郊，此時果否會地府！”發揮《小說考證》據《缺名筆記》言“綠園歿后家道凋零”之說，稱“不知綠園在日，已經窮苦不堪”，感嘆“綠園家事凋零，何得如此其速！”

    校閱馮友蘭抄本《歧路燈》并對作品作了比較研究

    徐玉諾對《歧路燈》文本的研究，一是在校閱馮友蘭抄本《歧路燈》時，自第二十九回至三十四回止，做了多處眉批，包括“執疑”和“夾注”兩類。執疑是其參照“盧本”異文處所提出的懷疑。如對三十四回原文“說道：我先睡罷。你兩個今晚要一定合伙兒好擰我。一個單擰我，我就不依。你說瞎話。”執疑曰：“盧本無此文。只云：‘我與興官兒睡罷。脫衣解帶，抱住興官，父子俱入夢境。’但諾前讀魯山諸家抄本，均有如此‘擰’字的描寫。按《歧路燈》全書，止此一段情文，竭力渲染紹聞閨房之樂，以見光明大道，正合作意。況此段文字，發于性情而止于義理；所謂‘擰’，尤風流蘊藉，別開天趣。盧本不知何故獨略此文。”夾注是其讀到精彩動情處所發感嘆和所作評語。如對三十一回原文“大兒，你還不叫王忠去磕頭去。”夾注曰：“諾到這里把淚流了。往常生死離別，都不能引起我的眼淚。這事卻平常，但我一聽見孔慧娘底發言，兩頰就馳馳地振動，淚熱污紙。諾閑記。”二是將《歧路燈》與《儒林外史》、《品花寶鑒》分別作了比較研究。與《儒林外史》比較稱：“《儒林外史》有意‘出相’八股先生和孔孟心傳之徒，卻只見零碎衣缽，不見他們的真相。因為作者既是外道，用攻擊的眼光、牢騷的心情，去觀察去表現，當然不能演出他們的精魂。倒不如《歧路燈》這正人正書，要拿八股先生和孔孟心傳之徒作青年榜樣的，無意攻擊，卻是深刻的攻擊了。”與《品花寶鑒》作比較道：“同樣《歧路燈》有意畫出吃喝嫖賭地獄，標曰‘這路不能走’，額曰‘其苦不可言’。讀《歧路燈》的并不覺得苦，遇見不可走的路反起好奇的思想，想試試那里到底啥滋味。因為李綠園對于下流生活到底是門外漢。”“倒不如《品花寶鑒》無意教訓，無意為青年指示迷津。讀過《品花寶鑒》的都從心底里涌出‘這路不能走’‘其苦不可言’來。作者李某是深于下流生活的，洞悉此中滋味，故書中興味越高處，苦痛越深。”從而得出結論：“人生理知，不基于格言教訓，而基于實際經驗。文學須得自我表現，能經濟地代替經驗，方能達到訓誡效果。這是《歧路燈》作者所想到做不到的。”應該說是徐玉諾開了《歧路燈》比較研究的先河。即便時間已經過去了80年，以今天的眼光看，我們也不能不佩服徐玉諾研究視角之獨到，洞察之深邃。

    對李綠園生卒年和家道情況的研究結論存有瑕疵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資料占有的制約，徐玉諾對李綠園生卒年和家道的研究結論存在著失誤。關于李綠園的生卒年，徐玉諾依據友人所抄《汝州志》李綠園寫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宦途有感風穴上人》詩第二首末聯自注“時年六十有九”系“時年六十有七”的筆誤，有道光《汝州志》卷十《藝文志》載李綠園《寄風穴上人二首》末聯自注“時年六十有七”為證。同時，若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甲申，無論怎么推算，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逝世都不是84歲，而是87歲。因此，不僅李家祠堂李綠園木主所記其卒年是準確的，而且所記其生年也是準確無誤的。至于李綠園的家道情況，李葛《不寐苦》只是哀嘆其長兄李病死開封時的窘況，是“客囊羞澀”，并不能證明李家已“窮苦不堪”，“家道凋零”。李為李綠園第一房夫人余氏所生。由于青壯年時的李綠園忙于進取功名，對李失于管教。村里王某會武術，酒后罵街，污辱李家。李憤而將王某眼睛以生石灰抹瞎。王某訴狀到官，李被判充軍陜州，后又轉至開封服刑，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死于開封。李葛去處理大哥的后事，一時“客囊羞澀”也是可能的。而這時李綠園的次子李蘧（李綠園第二房夫人潘氏所生）正飛黃騰達。李蘧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考中進士，初任吏部主事，遞升文選司員外郎、郎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出理江南七省漕務，嘉慶五年（1800年）在京任工科給事中，嘉慶十一年（1806年）任江西督糧道。因性情剛毅，政聲遠播，而獲光耀三代的殊榮，祖父李甲、父李綠園皆誥贈中憲大夫，即便瘐死獄中的長兄李也獲朝議大夫敕贈。李蘧還專門劃撥祭田四頃歸長門李后人享用。可以說李瘐死開封獄中時，正是李家走向輝煌的時期。即使到李葛書《不寐苦》的嘉慶十二年（1807年），李蘧還在江西督糧道任上。李蘧于嘉慶十三年（1808年）致仕歸里后，曾兩度主講山右書院，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才去世。應該說用《不寐苦》來證明李家“窮苦不堪”是不符合史實的。（徐玉諾文化研究會供稿）潘民中【原標題：論徐玉諾對《歧路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