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祖無擇，字擇之，初名煥斗，河南上蔡人。北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戊寅科呂溱榜進士第三人。于宋仁宗皇 五年（1053年）“罪移”袁州任知州，在宜春滯留了三年。祖無擇在宜春期間，著有《慶豐堂記》，記他在宜春的狀態(tài)，曰：“公退則擁書隱幾而坐，考圣賢之事業(yè)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樽相歡。”第一句反映在建韓文公祠、修鄭谷墓、建東湖臺榭等事業(yè)上。前兩件事知道的宜春人多，而知道宜春東湖的人則不多。

    第二句中的“速賓客”是邀賓客的意思。現(xiàn)在我們還在用的“不速之客”中的“速”便是邀請的意思。這一句表達的意思也“有詩為證”，祖無擇在《九日登袁州宜春臺》中自況：“落帽佳辰又到來，黃花爛漫為誰開。已經(jīng)多歲衰容改，更被無情急景催。取次杯盤須盡醉，隨宜歌管任頻陪。卻慚未報君恩厚，空向山城養(yǎng)不才。”九日，即九月初九重陽日。古時有重陽登高的習(xí)俗，九日登宜春臺正其時也。落帽為重陽登高之典故。黃花指菊花，急景指飛逝的光陰。

    二

    請原諒我的低級趣味，我總把祖詩中的“歌管”當(dāng)做官妓的指代。

    唐宋年間，妓分家妓與官妓。官妓分為宮妓、郡妓、府妓，分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豢養(yǎng)，服務(wù)于官宴。與文人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妓女中，官妓為主要類別。如元稹與薛濤始亂終棄的交往，就屬于這種。官妓主要的生活工作場所在樂營。樂營的選址布局有講究，要求亭臺樓閣，雕梁畫棟。樂營的直接管理者是樂營將，負責(zé)日常考勤、官員宴飲、排練歌舞，發(fā)現(xiàn)并選入新樂妓的具體事務(wù)，但其真正的最高管理者是地方最高長官。他們有權(quán)令官妓侍寢、和誰交往應(yīng)酬，有權(quán)將她們送人（薛濤便是司空嚴綬送給元稹的），有權(quán)批準(zhǔn)她們脫籍從良。但官妓不是長官的個人財產(chǎn)，不能歸為己有，官員宴飲時還得安排官妓出場應(yīng)酬，諸官員有享受官妓服務(wù)的權(quán)力，長官不應(yīng)拂其意。所以，白樂天從杭州離任時，能帶著中意的官妓回洛陽小住，但終究不能占為己有，要遣還杭州樂營。為此，劉禹錫寫下“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的詩句踩白樂天的痛腳。此后，白樂天補償性地大養(yǎng)家妓，豢養(yǎng)的家妓過百，“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經(jīng)常吐故納新，實行退出機制，留下了“菱角執(zhí)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等與蘇小小齊名的歌姬，不僅讓劉禹錫羨煞，也讓唐以后的累代讀書人羨煞。

    三

    了解上述官妓小史，就能從祖無擇《九日登袁州宜春臺》中讀出更多意味。唐宋社會重視每年的三月三上巳節(jié)與九月九重陽節(jié)，就像當(dāng)下社會重視每年的五一勞動節(jié)與十一國慶節(jié)。到了這兩個節(jié)日，朝廷與地方政府就要舉辦宴會，教坊樂人與樂營官妓照例要進入工作狀態(tài)。九日官宴在宜春臺舉行，我因此推測，宋朝袁州府的樂營就設(shè)在宜春臺，祖詩頸聯(lián)中的那句，就是那時袁州樂營的“報告文學(xué)”。另一個佐證是李覯受祖無擇之邀來宜春寫《袁州州學(xué)記》，他也在宜春臺瀟灑走了一回：“云中羅綺香風(fēng)落，月底笙歌醉夢回”（李覯《宜春臺》）。

    祖無擇生不逢時，他當(dāng)官的宋代不允許地方長官像白居易那樣享受官妓的身體。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二十一《委巷叢談》載：“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但青年女子與一伙文藝老人在一起曖昧，很有可能被其政敵或道學(xué)家把掉進褲襠的黃泥當(dāng)成屎，讓當(dāng)事人臭不可聞。祖無擇就這樣被臭了一回：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入為翰林學(xué)士，拜參知政事，開始把持朝政。此后不久，他就密諭監(jiān)司訪查祖無擇之罪（報復(fù)祖無擇反對變法）。查辦此案的王子韶為了討好王安石，同時也為了一泄私憤(此前祖無擇任杭州知州時，王子韶的岳父閑居杭州，修建宅舍時曾多次向祖無擇借使役兵，都被拒絕)，于是誣陷祖無擇任杭州知州期間與官妓薛希燾私通、貪污受賄、假公濟私，請朝廷遣尚書都官郎中沈衡自京師拘逮祖無擇赴秀州獄。等到獄成，薛希燾被鞭打至死也沒有承認其與祖無擇私通之事，王子韶所奏祖無擇其他貪贓濫財之事也終未能查實，最后只得以借公使酒(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貸官錢接濟部民及乘船過制、與部民接坐、答應(yīng)下屬的曲法請求等為由，于熙寧三年(1070年)將祖無擇責(zé)檢校工部尚書、謫忠正軍節(jié)度副使。薛希燾與被朱熹查案打死的嚴蕊，被稱為宋代的兩名“義妓”。這是在唐代不可能出現(xiàn)的稱號。

    四

    北宋時濟南出了一位鼓曲女藝人，名叫李蘇蘇。蘇蘇姑娘很紅，紅徹市井與官紳兩界，就連當(dāng)時齊州太守祖無擇都為她傾倒，寫詩贈之贊之。北宋時萬載出了一種酒也很紅，袁州太守祖無擇都為它大捧其場，寫詩贈之贊之。祖無擇《記萬載風(fēng)俗三絕》云：“官酤米為曲，釀出成紅酒。里社醉豐年，便是宣城酎。”“宣城酎”三字，讓人想起李白《哭宣城善釀紀叟》：“紀叟黃泉里，還應(yīng)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人？”老春，紀叟所釀酒名，唐時名酒多帶春字。夜臺，墳?zāi)埂Ｄ挂婚]，不見光明，故稱夜臺。萬載釀“紅酒”，也叫赤酒，比赤黃色的酒更紅一點。這種酒大多由紅曲釀造，因而酒色赤紅。紅曲是一種優(yōu)質(zhì)酒曲，用之釀酒，酒色深重，酒質(zhì)也極佳。因此，來人提及紅酒，總顯得興奮異常。曾幾《家釀紅酒美甚戲作》云：“麴生奇麗乃如許，酒母儂華當(dāng)若何……得非琥珀所成就，更有丹砂相燙磨。”劉過《紅酒歌呈西京劉郎中立義》詩更向人們展示一幅釀制紅酒的絕妙畫卷：“桃花為曲杏為漿，酒醞仙方得心法。大槽進裂猩血流，小槽夜雨真珠滴……鵝兒不酌宜城黃，流露造比江南酒。”在宋人所釀的發(fā)酵酒當(dāng)中，這種由紅曲釀制的赤色酒最為醒目，因而詩家吟詠常以其色澤為顯著標(biāo)識，其中以“真珠紅”、“雞冠紅”、“猩血紅”相形容者，屢屢可見。如韓駒《庚子年還朝飲酒六絕句》詩有云：“五侯池沼卷東風(fēng)，釀作真珠滴小紅。”又《夏日謝人送酒》詩云：“正嫌酒作雞冠赤，洗盞驚看白玉腴。”方岳《元日立春》詩有云：“糟床夜壓真珠紅，摩挲醉面迎春風(fēng)。”蕭立之《紅糟送陳廣文》詩有云：“小槽無聲檐溜歇，銀缸滿貯猩血紅。”

    祖無擇寫萬載的酒詩中還透露出一個信息：宋代官府對酒的釀造、銷售監(jiān)管很嚴，所以是“官酤米為曲”，這樣可以保證酒稅的收取。正因為有利可圖，官府對酒的推銷也很用心，每年酒庫開賣新酒， 都要擇吉日，發(fā)預(yù)告，到時官妓、市井妓皆需妝扮俏麗來助興，充當(dāng)“酒模”（仿“車模”生造的詞匯）。官妓還必須到官府開辦的酒樓中輪值，陪酒待客，以求市井客人多消費，“里社醉豐年”不只是“宣城酎”之功。宋代官府對樂營這種“事業(yè)單位”改革，把她們推向市場，使得宋代官妓與唐代官妓相比更接近于娼，到了元明，政府更是取消了樂營的編制，樂妓不再官養(yǎng)，改由民營，從業(yè)人員的素質(zhì)每況愈下，完全靠色相勝出，而不去訓(xùn)練自己的歌技舞技了。元朝以后，宜春臺不再是歌舞之地，讓登臨者“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來”（虞集《宜春臺晚眺》）、“惆悵當(dāng)年歌舞地，碧桃開落幾千回”（郭鈺《和虞學(xué)士登宜春臺》）、“野樹風(fēng)悲王子陵，春臺無復(fù)管弦聲。登臨為憶前朝事，空有哀猿叫月明”（王光烈《宜春臺懷古》）。叫月的哀猿是不能入選樂營的，盡管樂營的歌姬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吳靜男【原標(biāo)題：祖無擇在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