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氏是從陳國宮廷斗爭的腥風血雨中闖出來的，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經驗和教訓本來就在田氏家族成員的心靈深處留下深刻的烙印，而齊桓公死后的齊國政壇持續動蕩，矛盾之錯綜復雜、斗爭之殘酷激烈又遠甚于陳國。在這種形勢下，田文子以前的田氏家族一方面采取處虛守靜、韜光養晦而避免過早卷入政治斗爭漩渦的策略，一方面從姜齊公室內部的傾軋廝殺如崔慶之亂中觀摩學習，汲取經驗和教訓，充實本家族謀略文化的寶庫。田文子以后，隨著田氏家族漸漸強盛，有力量卷入沖突斗爭以便撈取更大的權益，這時他們則一邊同姜齊集團斗爭，一邊從姜齊集團那里學習。田氏謀略文化正是在同姜齊殘酷的斗爭實踐中發展光大的。

   
    （四）從田氏家族的職守看其家族謀略文化的成因

   
    作為齊國大夫，田氏家族的歷代核心人物首先是政治家，因此，田氏家族的謀略文化亦就以政治謀略文化為主要內容。但是我們還應看到，春秋時期的田氏家族成員許多人都曾從事過工商、軍事、外交，而這三個領域又是謀略文化特征最明顯的領域。田氏家族從業其中，總結經驗，提煉計謀，升華智慧，然后源源不斷地輸入其家族謀略的文化寶庫，也是不難想象的。

   
    田氏家族有著悠久的從事工商的歷史，遠祖有虞氏就是精于陶藝的氏族，據傳，其領袖大舜不僅曾“陶于河濱”，還曾“就時”，“灰（販）于常陽”，“貿遷于負夏”。周武王克商，舜之苗裔媯滿受封于陳，同時又被任命為陶正，主管周朝的制陶業。田（陳）完逃來齊國后，齊桓公任之以工正，負責齊國的手工業管理。可能正是基于以上遠近的背景，田氏家族有著鮮明的經營工商業的傳統，甚至如上文所說，連田文子、田桓子這樣的在朝大夫，密謀策劃時竟也要借用商業隱語進行交流。迨及齊景公，田氏已經發展為齊國的第一工商業家族。《鹽鐵論·刺權》載：田氏控制姜齊的山海利源，“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轉轂運海者蓋三千乘。”工商致富，然后憑借雄厚的資本“行陰德”，正是田氏家族顛覆姜齊政權的法寶之一。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的是，工商行業的特殊性要求從業者必須具有高瞻遠矚和精打細算的智慧與韜略，戰國大商人白圭嘗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矣。”因此可以肯定，經營工商產業是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重要成因。

   
    田氏家族許多成員曾有過軍旅生涯，甚至不乏統帥軍隊的方面之將，僅見諸《左傳》者就計有：田無宇參加伐萊之役（襄公六年），孫書（字子占，田無宇之子）統兵伐莒之役（昭公十九年），田乞統兵救范氏之役（哀公四年），田瓘、田莊以及田書、田逆分別參與伐魯之役、艾陵之役（哀公十一年），田瓘統兵救衛之役（哀公十七年），田常統兵救鄭之役（哀公二十七年）。其他見諸史乘者尚有：田穰苴退晉軍、燕軍之役，田完子拒越之役等等。田氏家族在軍旅生涯中積累的豐富的治軍、用兵的經驗智慧，必定成為家族謀略庫中的重要內容。比如田須無言“兵不戢，必取其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堪稱兵家之格言妙語。次如田常統兵救鄭之役，整軍經武、臨陣處置皆甚得為軍之道，頗有名將風范。

   
    至于外交，也是田氏家族擅長的職業，洞悉天下大勢，縱橫捭闔，嫻于辭令，在外交陣線多有建樹，見諸《左傳》者如：田無宇使楚乞師，終于使楚國伐鄭以救齊（襄公二十四）；田須無力排眾議，主張響應弭兵之會，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將焉用之？”（襄公二十七年）；田須無勸齊景公朝晉（襄公二十八年）。尤其田成子常（恒）弒殺齊簡公之后的一段時間里，田氏家族在外交上更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更能充分展示田氏家族的謀略特色。

   
    齊平公元年（前480年）春，魯國孟孫氏的采地成邑（今山東寧陽北）叛投齊國，孟武伯率兵攻打成邑，不克，就在附近起筑舒邑以壓迫成邑。齊魯關系驟然緊張。秋天，田常派其兄田瓘出訪楚國，敦睦齊楚邦交。田瓘路過衛國時，遇見孔門弟子子路。子路謂田瓘道：“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斫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田瓘當即表示贊同。于是，本年冬天，齊國約請魯國講和，孔門另一大弟子子貢陪同子服景伯訪齊，田常親自到子服景伯下榻的客館探望。子貢表示魯國愿意像衛國一樣，結好齊國。田常遂將成邑歸還魯國。從此，齊魯邦交乃趨于正常。此后田常又充分利用楚有白公之亂、晉有四家之爭、吳越相互攻伐的有利國際環境，開始插手中原事務，加強齊國對中原諸侯的影響力。四年之中，田常數次出兵衛國，終于控制了衛國的局勢。齊平公六年（前475年）夏，田常在廩丘主持諸侯盟會，準備驅使諸侯聯軍替鄭國討伐晉國，但鄭國并不想同晉結怨過深，因而婉言拒絕，使得盟會不歡而散。次年秋，齊平公在田常指使下前往齊西境的顧邑，與魯、邾兩國君主會盟。

   
    田常在外交領域的成就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他盡管有弒君盜國之名，但“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甚至連晉、楚等強國也無力遏制齊國勢力向中原的擴張，齊國頗有重振桓公霸業的氣象。

   
    外交也是需要高度智慧的職業，田氏家族在外交方面無疑也積累了許多的經驗，從而也大大豐富了田氏家族的謀略庫藏。

   
    要之，齊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以上所列只是幾個主要方面而已。

   
    余論：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齊國社會的影響

   
    戰國時代的齊國是田氏的齊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固然仍在持續發展，但是鑒于田氏已經搖身一變為齊國的王室貴族，所以其家族謀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齊國謀略文化。田齊謀略文化之發達，實乃眾所皆知的事實，無庸贅言；然而姜齊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田齊謀略文化究竟產生過怎樣的影響，卻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從風尚的層面看，田氏齊國的謀略文化比較姜姓齊國要鮮明和發達許多。《管子·水地篇》說齊人“諂諛葆詐”，《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秦昭王語“吾患齊之難知”，《戰國策·齊策》載秦王政語“齊多智”，凡此云云，所指皆為戰國時的齊國，而非春秋時的齊國。戰國時齊人重謀尚智性格愈發鮮明，除了與齊國工商業持續發展繁榮、政治軍事斗爭形勢日益嚴峻，以及崇尚“謀”“詐”的萊國、莒國并入齊國版圖等背景因素有關外，也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浸染和影響大有關系。

   
    其次，從政治的層面看，戰國田齊統治者嫻于統治術的運用，齊威王繼位之初“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后封賞即墨大夫而烹殺阿邑大夫，致使“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便是典型的事例。此外，戰國時的齊國特別重視治國謀略的研究、探討和總結，田齊統治者興辦的幾乎與戰國田氏相始終的稷下學宮，正是出于這一目的。他們以優厚的條件招致天下游說之士，“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請這些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不治而議論”，遂有“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而細察稷下百家政治學說，便不難發現其中摻雜了不少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內容成分。就以黃老學派來說，其以黃帝和老子命名學派本身就打上了深深的田氏家族的烙印。齊威王所鑄敦銘云：“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朝問諸侯，合揚厥德。”銘文中的“黃帝”，傳統以為即號為軒轅氏的黃帝，而事實上卻是指的田氏家族的遠祖虞帝舜。至若老子，《史記·老子列傳》云：楚苦縣人。按苦縣，今河南淮陽，春秋地屬陳國，則老子可算作田氏舊國的遺老鄉賢（我們甚至懷疑現存《老子》其書，正是戰國田氏家族假托故國老子之名而編纂的一部權謀學著作）。由此可見黃老學派一名的緣起，實在體現著田氏的故國之思和祖宗之念。另外，黃老之學作為稷下顯學，所論不外乎政治權謀術，處虛守靜、通權達變、因任而治則是其主旨，而這一切不僅是姜齊政治文化的傳統內容，更是田氏家族謀略學的精髓要義。由黃老學派衍生出的稷下法家，強調“德法兼治”，亦帶有鮮明的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特色，田氏家族正是靠“行陰德”，“行刑罰”，德法并施而取代姜齊的。更耐人尋味的是，稷下兼治黃老之學與法家之學的核心人物恰恰正是一位田氏家族成員，那便是綽號“天口”的田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