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從兵學的層面上看，戰國齊國兵學更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密不可分。前文提到，春秋時的田氏家族已經積累了大量的軍事實踐經驗，也出現了諸如田書、田穰苴、田常等名將。迨及戰國，田齊守土護疆者多為田氏成員，如《說苑·臣術篇》中的田居子之守西河，田解子之守南城，田種首子之守即墨，即是顯證。而威震一時或流芳百世的著名兵家人物又幾乎是清一色的田氏家族成員，如田忌、孫臏、田嬰、田文、田單，這已足以說明戰國齊國兵家與春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之關系了。

   
    那么，如何看待孫武以及《孫子兵法》同田氏家族謀略文化的關系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談一談齊威王與田穰苴以及《司馬兵法》的關系。我們且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文字不長，疑點頗多：其一，“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然其名不見于《左傳》。其二，“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愿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晏嬰去世前的景公時期并無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的記載，晏子既然久有“田氏將代齊”的預感，從情理上也不會舉薦田氏統兵。其三，“斬莊賈以徇三軍”，頗類《孫子列傳》之斬吳王寵姬，也似小說家言，且莊賈其人亦不見于《左傳》。因此，穰苴之事不足深信，然而其曾任大司馬，善于治軍，或許有其事，尤其本傳稱：“已而（指功成尊為大司馬之后）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后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敘述詳致，當有所本。因此我們姑且相信實有田穰苴其人，善于治軍，且能“申明”古本《司馬兵法》。然而，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本傳結尾的兩段文字：“……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如此，《司馬穰苴兵法》是齊威王召集稷下大夫于追論古者《司馬兵法》時，將以田穰苴為代表的田氏家族的有關治軍經武的一些言論附于其中，編纂成書的，而前文我們已經談到，田常之治軍經武就頗堪稱數。

   
    作為一位具有宏圖大略的君王，齊威王所“使大夫追論”者自然不會僅有《司馬兵法》，據研究《六韜》、《孫子兵法》亦當成書于齊威王時的諸大夫之手。在此且不論《六韜》，單說《孫子兵法》，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史記·孫武列傳》較之《司馬穰苴列傳》更語焉不詳，疑點尤其多多，因此我們認為即便春秋末年的齊國田氏家族中實有孫武其人（或許即是《田敬仲完世家》“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中的田武子），《孫子兵法》也絕不是孫武所著；聯系到《司馬兵法》的成書，似乎可以肯定也由齊威王召集稷下大夫集體所編纂。當然書中的那些時代特征較早的內容應是對春秋時代齊國兵家尤其田氏家族兵家謀略內容“追論”的結果，而冠之以“孫武”之名，或著是出于學派競爭而不惜托古改“制”的需要，或者是出于家族的榮譽感吧。

   
    又次，從外交層面上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齊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威、宣、湣三王都是很有言辯技巧和謀略的人物，而田氏家族成員如田巴、田駢等人更以善辯而擅名于一時。“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戰國齊人善辯好議論蔚成風尚，三鄒子（忌、奭、衍）、淳于髡、接子、馮諼、顏斶、王斗、魯仲連等雄辯之士俊彩星馳，乃至齊國一度成為縱橫家的搖籃，縱橫家的巨擘蘇秦、張儀早年還曾“東事師于齊”，追隨鬼谷先生求學問道。田齊縱橫家文化發達，追本溯源，也同田氏家族的謀略文化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

   
    最后，從商業層面上看，戰國田氏統治者完全繼承了春秋時代田氏家族的謀略文化，給予工商業高度的重視，并且積極總結和探索商戰的理論和數術，其突出表現就是組織人力編寫《管子》“輕重”諸篇。“輕重”諸篇托名于管仲，集中討論商戰的理論、原則和策略，宏富而精深，自成體系，可以代表戰國時期齊國商戰謀略的最高水平。這樣的著作出現在田齊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春秋田氏家族商業謀略文化影響的結果，甚至其中的理論、策略以及商戰的具體事例，很大程度上也是對田氏家族商業謀略和實踐的歸納、概括和升華。

   
    以上便是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齊國社會影響之大致情況。為表述的方便，分作五個方面簡要探討前后者間的因果關系。其實，現實生活中處世、政治、軍事、外交、商貿等方面的謀略文化往往呈交叉影響的關系，比如成書于戰國齊人之手的所有兵書中概無例外地透漏出商業謀略的東西；反之亦然，成書于戰國齊人之手的“輕重”諸篇，也不乏軍事謀略的內容和精神。如此看來，田氏家族謀略文化對戰國時期齊國社會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恐怕遠遠超出了我們所估計的程度。（徐北文：山東孫子研究會原顧問；張華松：山東孫子研究會學術委員）作者：徐北文 張華松【原標題：齊國田氏家族謀略文化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