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先生在文學事業中，一直扮演著“發掘者”的角色。他要發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視的內容。


    我一共只見過施先生兩次，那兩次會面都在1996年6月我去中國訪問期間。但早在那之前我已經通過書信與施老建立了一種“神交莫逆”的情誼。那段友誼始于1984年一次偶然的因緣。那年春天我接到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轉來施先生的短函，大意說：他多年來熱衷于詞學研究，前不久聽說我剛出版一本有關詞的英文專著，希望我能贈送一本給他。那封來信令我喜出望外，沒想到我一直敬佩的三十年代老作家會突然來信！我一時按捺不住興奮之情，就立刻用國際特快把書寄到上海給他。那段期間我正在開始研究明末詩人陳子龍和柳如是，正巧施先生剛出版了一本《陳子龍詩集》（與馬祖熙合編），所以他很快就寄來該書給我。后來他陸續請友人（包括顧廷龍、李歐梵、Jerry　D.Schmidt等人）先后轉來《柳如是戊寅草》《小檀欒室匯刻百家閨秀詞》等珍貴書籍。1988年他又托茅于美教授轉來他剛出版的《唐詩百話》。該書深入淺出，篇篇俱佳，其論點之深刻、文體之精練，都讓我佩服至極。我于是把它作為耶魯研究生課的教科書。從此施先生每次來信都不忘為我指點迷津，并指導我許多有關明清文學及女性詩詞的課題，后來我與蘇源熙合編《傳統女作家選集》，大多受到施老的啟發和幫助。最讓我驚奇的是，他在西方語言和文學方面的知識也十分豐富，所以我開始按期郵寄美國的《紐約書評》、英國的《泰晤士文學副刊》以及一些外文書籍給他。從此，上海和紐黑文兩地之間，那一來一往的通信就更加頻繁了。

　　1991年施先生從上海寄來他的詩稿《浮生雜詠》八十首，尤其讓我感動。他自己說，他的詩集乃是效龔定庵之　《己亥雜詩》而寫———那就是，不但悉心校訂每一首詩歌，并特意加上注解。應當說，是那部自傳體式的詩集，使我開始真正認識到這位“世紀老人”的不尋常。從那個詩集里，我深深地體驗到：施老自幼的教育背景、長年以來所培養的閱讀習慣，以及個人的才華和修養，都很自然地形成他這樣一個人。難怪他二十歲不到就開始投稿了，而且一生中不論遇到什么遭遇，他都能持續地認真求知，并能選擇當時最適合自己的文體來“言志抒情”。因此，他在文學事業中，一直扮演著“發掘者”的角色。他要發掘生命中一些被常人忽視的內容。

　　對我來說，他的《浮生雜詠》之所以如此動人，乃是因為在那部詩集里，我可以自由地“發掘”出許多我們這一輩人所不熟悉的“文化記憶”。所以當我讀到他所敘述有關與大學同舍生“一燈共讀對床眠”，與戴望舒等人在二十年代白色恐怖中害怕國民黨“奉旨拿人犬引狼”的往事，以及有關松江老家“蕪城門巷剩荒丘”的景象時，心中尤其感到震撼。此外，施先生寄來的那本《浮生雜詠》校樣中有好幾處有他的親筆“更正”，所以特別珍貴，我因而小心珍藏之。

　　我喜歡閱讀施先生的文字，不論是他的詩或是他的信件，都讓我有“如見其人”的感覺。其中有幾封施老的來信至今令我難忘。1991年春天他寄來了一封信：“你的郵件，像一陣冰雹，降落在我的書桌上，使我應接不暇。”“說一聲‘謝謝’，就此了事，自覺表情太淡漠，但除此以外，我還能說什么呢。”其形象之生動，文字表達之誠懇，令我百讀不厭。又次年暑假聽說他身體不適入住醫院，我心想專程到上海看他，但一時由于家累及其他原因無法動身，他立刻來信安慰我：“我近日略有好轉，天氣已涼，可逐漸健好。但我不是病，而是老；病可醫，老則不可醫。今年八十八，尚能任文字工作，已可謂得天獨厚，不敢奢望了。我與足下通信多年，可謂神交莫逆……雖尚未有機會一晤，亦不拘形跡，足下亦不須介意，千萬不要為我而來。”他那種朋友間“如能心心相通，見不見面無所謂”的態度，令我感動。但四年后我還是到了上海拜見他，終于如愿。

　　后來辜健先生把許多施老給我的信函收入了他所編的　《施蟄存海外書簡》中。順便一提，是施老的另一位學生張索時首先代替辜健向我索取那些信件的影印本的。在那個還沒有電子郵件的年頭，每封信都得親自用筆寫出，信紙也必須因收信人而有所講究，所以私人信件就更能表達寫信人的“真性情”。我一直很喜歡用“抒情”二字來形容文人書信的特色，有一年甚至從頭到尾朗誦了一大本美國小說家　Henry　James　和Edith　Wharton　兩人之間的書信集，我將之稱為“抒情的朗誦”。

　　據我觀察，文人之間的書信往來常常會引起連鎖反應的效果，而這種“連鎖的反應”乃是研究文人傳記最寶貴的材料。例如，八十年代開始我和施老的通信無形中促成了他和老朋友張充和女士之間的通信。他們早在三十年代末就互相認識了，當年正在抗戰期間，許多知識分子都流寓到了云南，施蟄存也只身到了云南大學教書。正巧沈從文先生就住在云南大學附近的北門街，有一天施先生到沈家去參加曲會，那天正好輪到充和女士表演清唱，所以彼此就認得了。后來經過半個世紀，居然還能以通信的方式重新敘舊，其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作為他們的后輩，我很愿意為他們兩位老人家服務，我告訴他們，凡是轉信、帶話之類的事對我都是義不容辭的。同時我也能從他們兩人之間的交往學到許多上一代人的寶貴文化。我一直難忘1989年春天施先生托我轉送的一封信，那是在沈從文先生逝世將滿一周年時，他因收到充和贈他的一個扇面，感慨萬千而寫的回信。

　　兩位老人之間的通信之所以特別感人，乃在于彼此曾經在戰亂時期炮火紛飛中有過共患難的經驗。三十年代的昆明乃為一文化大本營，當時知識分子之間所建立的那種堅固情誼，實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息息相關。那是一種終身不忘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