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讓我動懷的是，施老與充和兩人的交情一直延續到下一代的師生傳承關系。在施先生去世四五年之后，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上海陳文華教授的來信，她告訴我，施老的另一位弟子沈建中正在編一部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希望我能幫他索求張充和女士的題字。我接信后立刻趕到充和處。充和看信后十分激動。她那時已經九十五歲高齡，但一聽說是老朋友施蟄存的學生要的題字，就立刻起身“奮筆成書”。她一直嘆道：“我萬萬沒有想到，在老朋友離世之后，還有機會為他題字……”但她又說：“我今天寫的，只是練習而已。你是知道我的，我每次題字，至少要寫上數十遍，在紙上寫了又寫，試了又試，直到自己完全滿意之后，才能算數。你改天再來拿吧！”

　　一個星期之后，充和女士如期交卷。后來陳文華教授和沈君也都分別來信致謝。但在那以后許久，我一直沒聽到《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的出版信息。我當然知道，這樣一部大書確實不容易寫，也絕對快不得。心想：編者沈建中也夠幸運，幸虧他要題字要得早，否則再遲一兩個月就得不到充和的題字了。這是因為，近年來張女士身體大衰，早已拒絕所有題字的請求。尤其是，自從2012年春季張女士過百歲生日后，她已經正式封筆，而那張寫字桌也已成為專門養蘭花的地方了。

　　兩個月前我終于收到沈建中所寫這部《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的電子稿，很是興奮。我發現，這是一部非比尋常的大書，編寫歷時十五年之久（即在施老生前已經開始編寫），全書共得百余萬字。最令人感佩的是，沈君白天在金融界上班，長年利用業余時間致力于對近現代文化、學術和文獻文物的研究。目前他的專著已出版有九種，并編有二十多種與學術文獻相關的書籍。但他自認最勤、最用力的就是這部為施老所寫的《編年事錄》。此書投入精力之大可謂空前。從頭到尾，沈君力圖精耕細作，他雖采取傳統編年的紀事方法，但卻很巧妙地把施先生的個人經歷放在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大框架中來展現。所用的材料，除了施老自己的日記、書信和作品之外，還廣泛涉及地方史、校史、報刊史、出版史、抗戰史、反右史、“文革”史，以及許多與施先生交游者的信件、筆記、年譜等。此外，書中還有多處反映沈君個人的思考和刻意探究的史實，比如：施蟄存與魯迅、茅盾等人的關系，1933年后他不斷受到圍攻，抗戰遠赴內地的情況，反右前的“疏忽大意”等等，一切給人一種包羅萬象的充實感。可以說，這是一部以“編年”形式撰成的翔實“傳記”，也是供給二十世紀“文化記憶”的寶貴資料庫。我想任何一位讀者都能從如此龐大的　《編年事錄》　中挖掘出他所想得到的資料和信息。

　　以我個人為例，我目前最想考證的就是有關施蟄存于1937年逃難至云南的旅途經驗，以及他對那段經驗的文字描寫。我所熟悉的施著《浮生雜詠》正好以那個歷史的轉折點作為結束———最后一首（第八十首）寫道：“倭氛已見風云變，文士猶為口號爭。海瀆塵囂吾已厭，一肩行李賦西征。”“自注”也清楚地解釋道：“我以朱自清先生之推轂，受熊公聘。（康宜按：熊公指熊慶來先生）熊公回滇，而滬戰起。我至八月尾始得成行，從此結束文學生活，漂泊西南矣。”那個自注很有誘惑性，使我更想探尋他下一個人生階段的心靈活動。

　　有關施先生的逃難經驗，我不久前又重讀他的　《北山樓詩》，已頗能探知一二。我讀到《辰溪待渡》《沅陵夜宿》　等生動詩句的描寫，頗能想象他當年作為一個逃難者，那種思慮重重、十分焦急的心境。然而詩歌的語言究竟是富有隱喻性的，如果沒有其他可靠的現場資料，很難真正把它放在現實的框架中來研究。我至少必須弄清楚，究竟那些有關“漂泊西南”的詩是哪月哪日寫的？是否有可能把那些詩按時間排列？我想，只要有個大約時間的先后，我就可以對施先生當年所寫的那些詩歌做出進一步的分析。可惜手頭沒有足夠的資料。

　　一直到最近，在我認真查考沈君所編的這本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之后，才終于得到了對施先生這組詩上下文的初步認識。欣喜之情，自然不言而喻。根據沈君所引用的日記資料，我發現施先生1937年那段充滿曲折故障的逃命旅程確實是他生命中所經歷的最大危險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這段緊張時光也正是施先生生平在古典詩歌方面最為多產的一段。他每天白天忙著購票拉行李趕車，還要跑警報，晚間則不斷作詩并寫日記。這個難忘的恐怖經驗就是　《車行湘黔道中三日驚其險惡明日當入滇知復何似》那首詩的實際背景。讀了這段日記的記載，使我更能體驗詩中所寫的詩句。

　　總之，在那次困難的逃生之途中，施蟄存并沒停止他的寫作。首先，沿途所做的舊體詩不少，這些詩都在那二十三天的空隙間寫成。此外，施先生一路上所寫的日記（《西行日記》）與他的詩歌相得益彰，可以說是很重要的見證文學。有趣的是，他在途中所寫的那些舊體詩無形中也就成了他從此由小說寫作轉向古典文學研究的起步。

　　這是沈君所編這部百科全書式的《編年事錄》所給我的啟發。施老生前曾對我說過：“Dis－cover,　Discover,Discover,這才是生命的目標。”相信其他讀者也都能從沈君的這部大書發掘出(dis－cover)許多寶貴的資料和生命的內容。此書不僅對施蟄存研究有極大的貢獻，而且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功不可滅。

　　這部《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將于今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兩冊）出版。今年是蛇年，而施老的生肖正好屬蛇。這個巧合，不是一般的巧合，它象征著一種人生哲學。《易經》上說：“見龍于田，德施普也。”因為蛇是地上的龍，故施老的父親給他取名為施德普。后來又給他取字曰蟄存；　因為他生下來的月份（農歷十一月）正是蛇蟄伏地下之時。施老顯然更喜歡他的字，故一直以字名世。他曾說過：“這個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為守則：蟄以圖存。”（本文系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為沈建中編撰　《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一書所作“序言”，限于篇幅，本報略有刪節。）作者：孫康宜【原標題：孫康宜：重新發掘施蟄存的世紀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