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有獨創性的評論家，鐘嶸的文學觀念和詩學理想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這些觀念和理想，既屬于他的時代，也屬于他自己。是他對時代精神、詩學傳統、審美理想合乎邏輯的繼承和發展。
       
    鐘嶸的文學觀念及詩學理想，主要表現在《詩品》的詩歌發生論、本質論、詩體論、創作論等方面，表現在他對作家和作品的具體品評之中。 
      
   （一）詩歌發生論
        
   對詩歌的發生，鐘嶸以前的經典就早有論述。《詩大序》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略早于鐘嶸的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說：
 
  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為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文心雕龍"明詩》篇也說：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均從主觀自我出發，把“詩”看成是“志”的外化。至于內在的情志，則來源于天地，來源于糾正世道缺喪的功利需要。
       
    而鐘嶸所提倡詩歌發生論，則更傾向于物我統一，強調主客觀結合。《詩品》序劈頭四句說：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就“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看，其說法似乎與《詩大序》和劉勰沒有什么不同。但鐘嶸更強調“物感”的作用。在詩歌發生的過程中，假如《詩大序》和劉勰偏重人心是“主動”的話，鐘嶸則偏重人心是“被動”的。就是說，詩歌的發生，首先是有外界客觀的“氣”，使客觀的“物”發生變化，作為創作主體的人心，先是被物感，其次才有可能抒發這種“物感”。盡管這種“物感說”已是當時的共識，看起來似乎所有的文論家都明白這一點，劉勰在某些篇章里也有論述，但“人心”到底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在這方面并沒有弄清楚。
        
    劉勰的詩歌發生論是從《詩大序》來的；鐘嶸的詩歌發生論，與其說也受了《詩大序》的影響，不如說與《禮記"樂記》更具源淵。
     
   《禮記"樂記》論音樂發生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 《禮記"樂記》認為，在音樂的發生中，人心是“被動”的。由“物”感于“心”，心里才會產生音樂。但“物”又是如何“發動”的呢？鐘嶸認為是“氣”的作用。
這樣，鐘嶸就把《禮記"樂記》中：“物——人心——音樂”的三段論，發展成：“氣——物——人心——詩歌”的四段論。這里的“氣”，既是抽象的，又是具象的；既是充盈于天地間蓬勃的元氣，又是四季轉換的節氣，是一種能使大自然萌動，觸于物而感于心的東西。把“氣”引進詩歌理論，并以“氣”為核心，是鐘嶸的天才創造。 
        
    鐘嶸的天才創造還表現在：“物——人心”作用的環節上。
       
    鐘嶸前后的文論家，幾乎毫無例外地把“物——人心”看成是大自然的萌動，四季感蕩的過程。
       
    陸機《文賦》說：
       
    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劉勰《文心雕龍》說：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比鐘嶸略晚的蕭統、蕭綱、蕭子顯，乃至陳叔寶等人，也都懂得這個道理。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說： 
       
    或日因春陽，具物韶麗，樹花發，鶯和鳴，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士之心，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于邑而屬詞，冬雪千里，睹紛霏而興詠。 
       
    蕭綱《答張贊謝示集書》說：
      
    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
       
    蕭子顯《自序》說：
       
    若乃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己也。
        
    陳后主叔寶《與詹事江總書》也說： 
        
    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群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晃漾；或玩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雁，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因此，如果說鐘嶸論自然萌動，四季感蕩只是基于西晉以來詩論家的共識，《詩品》序中“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的說法，從物感人心，與陸機、劉勰等人并沒有什么不同的話，那么，提出“人際感蕩”，強調社會生活是詩歌創作的第   二大根源，所謂“人際感蕩”，則是鐘嶸的獨創。《詩品》序說：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盻傾國：凡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這就是說，在四季變化，萬物盛衰，四候感諸于詩者之外；社會動蕩不寧，人際悲歡離合，同樣是詩歌發生的原因，或許是更復雜，更令人魂魄回蕩，愁思百結的原因。在這里，鐘嶸用了許多對句，并囊括了歷史上屈原被讒，昭君出塞，去國懷鄉，生離死別等有代表性的例子，由于鐘嶸無意對這些人物的遭遇作具體的闡發，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由這些人物共同組成的歷史悲劇和社會感蕩上，闡述由社會悲劇使情感豐富、內心激蕩，靈魂騷動而充滿了傾訴的渴望，最后不得不陳詩展義、長歌騁情的過程，因此，你可以把“楚臣”對號入座成屈原，也可以理解成楚國甚至任何一個失意而不得不離開祖國的人；“漢妾”同樣可以是王昭君，也可以是班婕妤，也可以是其他我們并不知其名的一個可同情的宮女。“再盻傾國”可以是李夫人，也可以是其他人。總之，鐘嶸在這里想概括的，只是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典型感情。從而證明，歷史悲劇和社會感蕩是詩歌發生的第二大根源。
       
    在這段話里，除了“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會使人聯想起孔子《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