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反骨”的說法當然只能是小說家言。解剖學告訴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只有二百零六塊骨頭，誰也不可能單獨在腦后多長出一塊“反骨”。魏延所謂的“反叛”，其實是諸多原因造成的過激反應，反叛并無實據。
       
     還是先來看看史實。根據《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記載，諸葛亮在軍中自感將不久于世，便背著魏延召集長史楊儀、司馬費袆、護軍姜維等人安排后事，決定“令魏延斷后，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文件精神按規定要傳達到“軍級干部”，卻偏偏將“軍級干部”魏延無端排除在外；如此違反組織原則安排后事已經相當不合適，偏偏作出的又是這樣一個經不起推敲的錯誤決定，而來執行這個錯誤決定的偏偏又是個錯誤的人。
       
    楊儀與魏延，類似晁錯與袁盎，形同天敵。二人“相憎惡，每至并坐爭論”，《魏延傳》更是直接形容二人“有如水火”。這樣一個政敵突然之間出來主持大計，魏延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不服調度，可謂本能反應。聽到費祎轉達的文件精神，他差不多要跳起來：“丞相雖亡，吾自見在。親府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后將乎！”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可謂大義凜然，意思是丞相雖然病故，但我自己還有主見。親屬和隨從官員護送他的遺體回去安葬就行，我可以率部獨當一面，繼續完成北伐大業，不能僅僅因為丞相去世就放棄既定國策。在大廈將傾的關鍵時刻，有人出來作此表態，應該說是很難得的事情，總讓我想起諸葛亮當初“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諸葛亮為了蜀漢事業可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大約也不愿因為自己身死而放棄北伐大業，魏延最起碼也是精神可嘉吧？
       
    后半部分的確經不起推敲，有意氣用事、不顧大局、辜負組織培養的嫌疑，和他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稱，但是假如大家都知道楊儀是個什么人，大約也就能夠理解。當馬岱送回魏延的首級，向楊儀交令時，后者起身用腳踏著怒罵：“庸奴，復能作惡不”，直到回去“夷延三族”，方才消了心頭惡氣。等一切安定，他“自以為功勛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誰知只當了一個勞什子“中軍師”的官，“無所統領，從容而已”，也就是說只是個閑職，實際是被朝廷掛了起來，于是心里十分惱火，竟然這樣對費袆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意思是那時我兵權在手，如果帶槍投靠魏國，哪至于只弄這么個小官呢？真是悔不當初！如果說魏延不聽指揮也有伸手要權要官之嫌，那么楊儀則完全是一副赤裸裸的野心家嘴臉，一門心思要當接班人。碰到這樣一個人指手畫腳，別說魏延，就是脾氣再好一些的恐怕也未必能夠聽得進去。可以想見，假如諸葛亮不隱瞞真相，把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他，他肯定不會走這個極端。
       
    如果按照籍貫劃分，費祎與魏延還是老鄉，無論彼時還是現在。費祎是鄳縣(今河南信陽市羅山縣)人。鄳縣跟義陽一樣，開始屬于荊州江夏郡，后來屬于荊州義陽郡，乃至西晉的義陽國。當然，那時費祎不會跟魏延論老鄉關系。不是時候。因為魏延不但不聽，反倒進一步要求費祎也留下來，兩人聯名下文號令諸將，繼續與魏軍周旋。這事費祎肯定不能干。他忽悠魏延說：“我回去勸勸楊儀。他是文官，不懂軍事，肯定會同意你的意見。”
      
    魏延一旦松口，費祎出了營門便奔馳而去。可真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魏延后了悔，但想追又來不及，只好心存僥幸，派人悄悄到楊儀那里查看情況，希望他真能像費祎所說的，同意自己的意見。然而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情報是楊儀已經在部署撤退，不覺大怒；于是不等楊儀出發，他就率領所部先行撤退，并且燒絕閣道，上表奏告楊儀謀逆。楊儀也揭發魏延造反。一天之內，兩人的表章同時送到后主案頭。這樁官司離奇而且突然，后主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兩人都懷疑魏延而相信楊儀。
       
    魏延燒絕棧道，無非是阻止主力退兵。他不是還想“率駐軍擊賊”嘛。可是修棧道最麻煩的工序是在石壁上鑿孔打眼，現在那個工序成果尚存，楊儀只消伐木鋪板，因此也很快就撤過了秦嶺。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上了賊船，就別想輕易下來。魏延心一橫，索性派兵占據南谷口，準備攻擊楊儀。楊儀派王平——就是街亭之戰時馬謖的副將，《魏延傳》中稱為 何平，因為王平小時候曾過繼何家——前來抵擋。魏延部眾知道魏延理屈，隨即散去，魏延無奈，只好帶著兒子和親信逃到漢中，最終被馬岱追來斬殺。
       
    其實魏延所謂的“反叛”跟梁山好漢“只反貪官，不反朝廷”一樣，目標僅僅只是政敵楊儀。只不過后者持有諸葛亮的“尚方寶劍”、在那個瞬間是正義的化身，他的舉動才被官方定性為反叛而已。這可不是我為同鄉先賢亂說好話，都有事實依據。據《魏延傳》記載，“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楊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也就是說，平常大家一起議論，都認為將來魏延會繼承諸葛亮的衣缽，魏延當然也如此自許，所以根本沒有叛亂的想法。
       
    在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中甚至還有更進一步的說法：“《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謹自守，慎勿復求來也。令延攝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史通•古今正史》記載：“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也就是說，這本書是魚豢自己所修的私史，非官家史書。魚豢入晉十六年，一直未曾出任官職，忠于魏而恥為晉臣。他與蜀國沒有利害沖突，記載總體客觀，因此裴松之注《三國志》，引用最多的就是《魏略》。盡管裴松之認為上述關于魏延的說法，“此盡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但它至少可以證明一點，那就是即便在當時，也有人不相信魏延有狼子野心，反倒有人懷疑亂出楊儀。
如果魏延真有反心反骨，那么最好的反叛時機可不是諸葛亮新亡、周圍大軍云集的時候，而是在建興元年，也就是公元223年。
       
    那一年，魏國死了大將曹仁；吳國似乎死了美人小喬；孫權在武昌——“以武治國而昌”——動工修建用于瞭望觀察的黃鶴樓，而蜀國則在成都匆忙趕修今天武侯祠內的兩個景點：  漢惠陵和昭烈廟。因為剛剛稱帝不久的劉備，也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虢亭慘敗后，劉備逃回白帝城，驚魂甫定，一病不起，死前將國事托付給諸葛亮和李嚴。國主新喪，人心不穩，當年夏天，雍闿即在南方作亂。雍家是益州大姓，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