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貨》里“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那段話，正如他下文自己總結的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他充滿個性的獨特的創造。
       
    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六朝文論家都論述過詩歌的發生問題，注意到陰陽盛衰，四季變化與詩歌的關系，并作了許多有詩意的闡發。通過這些闡發，讓我們瞭解，自然景物不僅使詩成為有色彩作布景，有天籟作音響效果的田園樂章，還是感蕩人心，把自然景物感蕩的人心作為創作的內驅動力。這是文學自覺，詩學發展歷史時期在詩歌理論上的一大貢獻。但是，無論是陸機、蕭子顯，還是蕭統、劉勰，都還沒有發現社會悲劇、歷史感蕩人心的第二驅動力。特別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五十篇中幾乎包羅萬象，下決心要說清楚所有的文藝理論問題，他在《時序》篇中甚至談了時代、政治與文學的關系，說明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以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的道理，但是，他對詩歌發生論的闡述，除了有時代共識的自然感蕩論以外，只補充了“采風”需要和“言志”需要的論點。一看就知道是從《詩大序》過來的。
       
     為什么社會悲劇、歷史感蕩的詩歌發生論別人發現不了，非得鐘嶸來發現呢？ 
       
    原因很復雜，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理由來解釋，但總體來說，發現社會悲劇、人生悲劇為內驅動力必須有一雙“以悲為美”的眼睛。因為鐘嶸概括的那些社會悲劇，稍前的江淹早就寫過了，只要熟讀江淹的《別賦》和《恨賦》，自然就會拈出上述那些話來，只能說，鐘嶸比同時代的理論家更具有發現悲劇美的傾向。這一點，只要留心看一下《詩品》，注意他對中、上品詩人的評  語多與“悲”、“怨”、“恨”、“凄愴”有關；三品一百二十三位詩人（古詩算一人）中，大多數詩人都有悲劇性的“本事詩”就可證明。
       
    “以悲為美”的理論家，是否自己本人就應該具有悲劇性的身世呢？
       
    也許是。因為時代就是悲劇性的。當時的其他文論家多少也帶悲劇性的色彩，如陸機最后還掉了腦袋，不復聞“華亭鶴唳”，他的《文賦》同樣有“以悲為美”的特點。但鐘嶸的身世，也許與他序中所說悲劇使詩歌發生的話更為契合。目前已經發現一些可以印證的材料①。假如真可以證明的話，闡述鐘嶸這種有獨創性的詩歌發生論就會十分容易。
     
     ①參見拙文《詩品所存疑難問題研究》。

    鐘嶸以外，唯一涉及社會悲劇、歷史悲劇和人生悲劇是詩歌發生又一動力的是蕭綱。蕭綱在《答張纘謝示集書》中說：
        
    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凄然；或雄心憤��；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只要把這段話與前所舉鐘嶸的序對照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番話，無論是思想立意，還是語言句式，都是鐘嶸上段文字的縮寫。晚年任晉安王蕭綱記室的鐘嶸，已是一生心血撰寫出《詩品》、并在詩學上卓然成名的詩論家；而當時的蕭綱只是一個“有詩癖”的十六歲的少年。因此，對蕭綱來說，這固然是他“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②”的收獲；而對鐘嶸來說，他的理論，當時就影響了蕭綱，也必將對后世產生積極的影響。
       
    ②見《南史"梁簡文帝紀》。
       
    （二）詩歌本質論 
       
    與發生論緊密關聯的是對詩歌本質的理解。而對詩歌本質屬性的確定，又是《詩品》批評論、創作論的出發點和鐘嶸詩學理想的基石。
       
    詩為何物？它的本質是什么？中國文學傳統里有許多現成的答案：
     
   《尚書"堯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荀子"儒效》篇說：“詩，言其志也。”《禮記"樂記》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詩”，都與“意”、 “志”有關�！稄V雅"釋言》說：“詩，意也。”《說文"言部》：“詩，志也。從言，寺聲。”詩的古字，即言“志之所之”之意。言志以外，《詩大序》還提出：“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承認詩歌具有某種抒情性，并以這種抒情性來影響政教風化，挽救潰敗的道德倫理。
       
    迄于西晉，在主情詩人張華的啟發下，陸機在《文賦》中提出了“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詩歌“緣情說”。這種“緣情說”很快成為一種新思潮，在詩界，形成一種沖擊波。
        
    詩是什么？言志的？還是言情的？或是情、志并言的？還有，言情僅僅是言志的手段？還是目的本身？這些不成問題的問題，都一起擺在文論家面前，要他們作出不容回避的解釋。 
       
    劉勰顯然繼承了《詩大序》的情、志并提說。他的《文心雕龍》體大思精，但某些觀點卻傳統得近于保守�！睹髟姟菲�釋詩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信有符焉耳。”“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宗經》篇說：“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漓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情采》篇也說：“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可謂集前人說法之大成。
       
    鐘嶸的回答與這位前輩不同。比起劉勰的求大、求正、求深、求穩，面面俱到來，鐘嶸更有求新、求奇、求變、求獨創的個性特點。對于《詩大序》的論述，他只取“吟詠情性”，而棄其政教風化的一面。而對“吟詠情性”的字面，他又賦予新的內容。從“詩有六義”里，只取“賦、比、興”三義，且對三義作出了迥異漢儒的解釋�！对娖贰沸蛘f：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比”是“因物喻志”；“興”是“文已盡而意有余”。這種從創作和審美的角度看問題的方法，是鐘嶸詩歌美學整體的一部分。對于這一點， 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我不想多說。我只想強調：對詩歌本質的認識，是一個流動的不間斷的過程。在中國文學史上，以張華“主情說”為分界線，由張華影響陸機，形成“緣情綺靡”的一路，在這條線上，鐘嶸只是一個點。從張華——陸機——陸云——鐘嶸——蕭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