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的《文心雕龍》更是把文體分為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等三十三類。
       
    但是，他們只談區別，卻把文學和非文學混在一起。只有鐘嶸從詩歌的本質出發，以“吟詠情性”為標準，指出了文學的“詩”和非文學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在寫作方法上的不同�！对娖贰沸蛘f：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 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
       
    由此，他提出“直尋”的創作方法并舉例說：
      
    “思君如流水”（徐干《室思》），既是即目； “高臺多悲風”（曹植《雜詩》），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張華詩句），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謝靈運《歲暮》），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用“直尋”的方法，寫生活的“所見”、“即目”。這種直面其景，直抒其情的創作論，與“吟詠情性”的本質論是互為表里的。此困境一。
        
    困境之二：什么時候冒出寫詩要講四聲八病，標準的走火入魔。
        
    一簡之中要講平上去入，兩句之中，要協調輕重聲響。寫詩突然變得困難了，也變得混亂了。明顯地對自由地抒寫懷抱，對吟詠情性不利�；�于同樣的認識，鐘嶸反對在詩中用典，堆砌學問的同時，也反對拘忌聲病，有礙真美的創作傾向。
        
    如果說，前一個目標主要針對任昉、王元長等人；那么，后一個目標主要是針對沈約的。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要求四聲制韻，追求精密諧美，提出：“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鐘嶸認為，這種追求音響效果的做法，勢必會影響感情的表達，妨礙真美的傳遞。在社會上產生不良的風氣，造成流弊。這就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鐘嶸自稱：“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甚。”從吟詠情性的詩歌本質出發，他主張取消套在自由吟詠上的枷鎖： 
        
    余謂：文制本須諷誦，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
        
    盡管從詩歌聲律已經成熟的今天看，鐘嶸的這一主張未免顯得保守，經過永明詩人和宮體詩人集體的努力，聲律入詩最初階段產生的弊端已不斷被克服，事實證明聲律入詩的可行性和生命力，但是，鐘嶸反對聲病的大原則是正確的。四聲至唐，逐漸發展成“平仄二元”的歷程，同樣是由詩人實踐，批評家批評共同完成的，是同一事物正、反合力的結果。試想，假如沒有鐘嶸那樣的批評家從反面提供不同的意見，這種發展也許會變得相當緩慢。 
       
    作為創作論的核心，鐘嶸取“六義”中的“三義”，賦予它新的意義，使它們更接近審美和吟詠情性。這就掙脫了漢儒經義的桎梏。在具體運用時，他又提倡“賦、比、興”酌而用之，避免單調的方法帶來膚淺和讓人讀得很累的作品�！对娖贰沸蛘f：
       
    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詠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人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蔓之累矣。 
       
    ① 詠，原作“味”，據明《群書考索》本校改。
       
     這種創作方法的考慮，是與詩歌本質的確定聯系在一起的。

    鐘嶸的詩歌發生論、本質論、詩體論、創作論，除了在《詩品》序里加以闡述，體現在上、中、下三品的具體品評中外，還體現在《詩品》的整體結構中。如詩體論體現在只評歷代五言詩上；創作論由三品升降來指導詩人應該怎么寫和不該怎么寫。鐘嶸批評前輩理論家沒有品第，不顯優劣說：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并義在文，曾無品第。
鐘嶸批評他們，正是批評他們空談理論，空談文體，沒有選擇，沒有優劣的顯現。放棄品第，等于放棄了對詩歌創作實際的指導。這是難以令人滿意的。
       
    從《詩品》上品十二人：漢三人（古詩算一人）；魏三人；晉五人；宋一人；齊、梁均無人的實際看，鐘嶸對齊、梁詩風的批評和反撥是十分明顯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詩品》三卷既是詩歌理論著作，又是詩歌批評著作。
       
    （五）詩歌美學理想 
       
    鐘嶸是一個充滿理想，充滿追求的批評家。他尚氣、慕采、好奇，有重視骨鯁的個性。他寫《詩品》的原因，除了《南史》本傳說他與沈約有宿怨，以此報復沈約外，更重要的，也許是為了表述自己的詩學理想，為詩壇建立座標，提供準則。在古今詩人中，最能體現鐘嶸美學理想的詩人是曹植。上品評曹植說： 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
       
     這是魏詩人曹植，更是鐘嶸心目中的曹植。鐘嶸從曹植的詩歌中概括出自己的詩學理想，又以對曹植的理想化，使自己的詩學理想得以體現。其中，“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正是鐘嶸詩學理想的核心。
       
    這一核心包括兩組美學范疇：
        
    一是感情內容上的“雅”、“怨”；二是體制風格上的“文”、“質”。
       
    鐘嶸把詩歌感情分成兩種不同的美學類型：即源出《詩經》的“雅”和源出《楚辭》的“怨”。“雅”為雅正，代表典雅和高層次、高品味的美學原則；“怨”為怨悱，代表了漢魏以來以悲為美的思想。鐘嶸的美學理想是：感情內容上，要求“雅”、“怨”結合；風格體制上，要求“文”與“質”；“風力”與“丹彩”；“骨氣”與“詞采”的結合。把這種處于兩極，又對立，又統一的美學要素合在一起，使剛性的詩歌精神與柔性的詞采相融合，體現剛柔相濟的美學原則，當是受《周易》美學思想的影響。在批評實踐中，鐘嶸正是以這種美學原則來品評古今詩人的。

    先看感情類型：凡入品的詩人，感情多與“雅”、“怨”有關： 
       
    上品：古詩&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