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意悲而遠”、“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愴，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綺”；王粲“發愀愴之詞”；阮籍“洋洋乎會于風雅”。
       
    中品：秦嘉、徐淑“文亦凄怨”；嵇康“傷淵雅之致”；劉琨、盧諶“善為凄戾之詞”，“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郭泰機“孤怨宜恨”；顏延之“經綸文雅”；鮑照“頗傷清雅之調”；任昉“拓體淵雅”；沈約“長于清怨”。
       
    下品：曹操“有悲涼之句”；曹彪、徐干“亦能閑雅”；繆襲“唯以告哀”；謝莊“氣候清雅”；謝超宗七子“得士大夫之雅致”；毛伯成“文多惆悵”等等。
       
     我們注意到，以上詩人，非雅則怨，“雅”、“怨”二端，僅得其一。只有曹植一人“情兼雅怨”。能把雅正美和悲愴美結合在一起。
        
    再看體制風格：在所有的詩人中，也只有曹植一人符合他的要求。
        
    曹植“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和“體被文質”，正是鐘嶸心中的美學境界。以曹植為尺規，其他詩人，不是“文”勝“質”，就是“質”勝“文”。連劉楨、王粲也不例外。劉楨“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王粲“質羸”偏美。偏美，顯然不是鐘嶸的詩學理想。至如陸機“氣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左思“淺于陸機”。中、下品詩人如曹丕“新歌百許篇，率皆鄙質如偶語”；應璩“善為古語”；曹操“古直”，皆質勝文之謂。若張華“巧用文字”、“兒女情多”，則文勝于質，均不能完美，不能剛柔相濟，達不到美的極致。
        
    不過，在同是偏美，不能相兼的情況下，鐘嶸似乎更重視代表《詩經》的“雅”和代表詩歌精神的“質”。
        
    如組成漢魏晉宋詩歌軸心的曹植——陸機——謝靈運，均源出《國風》一系；而同是上品的王粲、劉楨，鐘嶸更看重質勝文的劉楨，把他置于王粲之前。稱“曹、劉殆文章之圣”，“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而王粲僅“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余”。盡管王粲、劉楨優劣，齊梁以來，家有曲直。沈約、劉勰重視王粲。《宋書"謝靈運傳論》謂“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并標能擅美，獨映當時。”以曹植、王粲并提而不及劉楨；《文心雕龍"才略》篇稱“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七子之冠冕乎！”晚出的《詩品》重視劉楨，固然反映了鐘嶸不拘時論和敢于向前輩理論家挑戰的勇氣，更本質的，是在詩歌理論和美學理想上，鐘嶸與沈約、劉勰之間，存在深刻的審美原則上的分歧。 
        
    與吟詠情性的本質論相聯系，從個人的審美經驗出發，鐘嶸重視的“滋味說”，同樣是他詩歌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它產生的背景。鐘嶸所以強調“滋味說”，是因為東晉以來的玄言詩“淡乎寡味。”同時，庸音雜體，動輒用事使詩歌變成書奏和文符。妨礙了美的創造。故提倡“滋味說”，正可為時弊之藥石。作為詩學的體系，他認同五言詩，因為五言詩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他提倡“直尋”，因為“直尋”會產生“真美”，產生“自然英旨”，這與滋味有關；鐘嶸釋“興”為“文已盡而意有余”，此處“余”，即“余味”，是“滋味”的另一種說法。
       
    從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①，把聽音樂與吃肉聯系起來，用肉味比喻音樂，以直覺把握審美以來，人們多
       
    ①見《論語"述而》篇。
        
    喜歡以“味”談詩，以“味”談美。兩漢司馬遷、王充以“味”喻文章之美，經阮籍《樂論》、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步步演化，至晉陸機《文賦》提出，文章當有“大羹之遺味”。齊梁之際，隨著文學批評的發展，“味”字作為文學評論的術語，開始被廣泛使用。劉勰《文心雕龍》中有《宗經》篇的“余味”，《明詩》篇的“可味”，《史傳》篇的“遺味”，《附會》篇的“道味”、“辭味”，《總術》篇的“義味”，以及《聲律》篇的“滋味”等等。盡管劉勰在《隱秀》、《物色》諸篇中也論述了“味”的審美作用，但總體上看，劉勰談“味”，只是附帶而論，盡管他用了那么多的“味”字，但其重心、主旨卻不在此。不像鐘嶸把“滋味”放在《詩品》的中心，與詩歌的本質論、發生論、詩體論、創作論交融在一起，貫穿始終，成為詩歌審美和詩學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妨可以說，由孔子《論語》發端的“滋味說”，在鐘嶸的《詩品》里，才最后完善成為一個純美學的范疇，取得了獨立的意義，并對中國美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產生重要影響。【原標題：鐘嶸（接系22世）的文學觀念 及詩學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