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第一個建立了政權，官以云名，“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這是開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大概也是把黃帝置于五帝之首的原因。這個政權也許不像傳說說的那么整齊有章法，其實力足以使它監于萬國而萬國和順。但畢竟與那種基于血緣關系建立起來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聯盟大不相同。過去常說中國有5000年的文明史，大抵就是從黃帝算起的。 

　　傳說黃帝為發展經濟文化還做了許多事情。《五帝本紀》說他“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越絕書·寶劍篇》說：“黃帝之時以玉為兵”。各書所引《世本》中還有“黃帝作冕旒”，黃帝臣“雍父作杵臼”，“共鼓、貨狄作舟”，“沮誦、倉頡作書”，“巫彭作醫”，“大撓作甲子”，“伶倫作為律”等等傳說。《史記·封禪書》有“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荊山之下”的說法。而黃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始勸蠶，則是許多古書中都提到的。這些傳說有些可能是后人的附會，有些則應反映了一部分歷史的真實情況。

　　據說黃帝有子25人，“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這段話出于《國語·晉語》。同是黃帝之子，為什么只有2人跟父姓姬，其余12人得別的姓，另11人根本沒有姓？為什么青陽和夷鼓分別是方雷氏和彤魚氏之甥而都得己姓？25人分別為四母之子，為什么不是四姓？看來當時既不一定是從父姓，也不像是從母姓。有一些是從地名得姓，還有一些究竟是怎樣得姓的，我們并不清楚。由于這樣，我們不能把所有姬姓國都當做黃帝的后裔或與黃帝有親緣關系，當然也不能說都沒有關系，要視具體情況而定。

　　傳說黃帝正妃嫘祖生二子，一為玄囂，居江水；二曰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陽，即帝顓頊。顓頊都帝丘，即今濮陽縣境。《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及《漢書·地理志》認為古江國在河南安陽，如此則離濮陽甚近，疑是玄囂所居。 

　　《國語·魯語》引展禽的一段話說：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這是講的古代的祭祀制度。《禮記·喪服小記》和《大傳》中說：“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照這么說，虞、夏都是承認其祖先出自黃帝，所以《五帝本紀》說：“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五帝本紀》說舜是黃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孫，《殷本紀》說契是帝嚳次妃簡狄所生，《周本紀》說周人先祖后稷是帝嚳元妃姜嫄所生。盡管說簡狄是在沐浴時吞食了玄鳥卵才懷契的，姜嫄是在野外履巨人跡后才有感而懷稷的，契和稷的血液里可能沒有帝嚳的成分，而在“法律”上還都得承認是帝嚳的兒子，也就是黃帝的裔孫，所以他們才“禘舜而祖契”、“禘嚳而郊稷”。這樣，作為古代中國居民主體的華夏各族就都成了黃帝的子孫了。 

　　不但如此，由于黃帝的威望，有些非華夏族也跟他拉上了血緣關系。太史公曾“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他大概覺得言不雅馴而沒有采納，但在《山海經》等書籍中被保存了下來。例如《大荒東經》中說：“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黃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處東海，是為海神。”《大荒北經》中說：“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大荒西經》中說：“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這些盡管是神話怪異之說，不可以真實歷史視之，但畢竟蘊含著某些道理。換句話說，它們表面上說的是親族關系，實際上反映的則是文化認同的思想。這種文化認同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一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有關炎黃傳說的大致情形。其中大部分散見于先秦的各種著作，《大戴禮記》的《五帝德》和《帝系》以及《史記·五帝本紀》曾加以系統化，東漢以后又有一些學者加以補充和詮釋。由于文獻記載的時間離故事形成的時間甚遠，其間只能靠口耳相傳，不免會發生一些傳訛乃至張冠李戴的事。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態度還相當謹慎，那時雖然百家都言黃帝，而其言不雅馴者他都沒有采納。后來的人覺得不過癮，所以旁征博引，許多神話怪異之說也攙和進去了。不同來源的資料不免有許多矛盾抵牾之處，于是又加以穿鑿，總想把它說得圓滿一些。直到本世紀初年，西學東漸，一些學者想用新法整理國故，對傳說資料來了一個大清理。由于傳說資料中充滿著矛盾和難以說通的地方，從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懷疑。過去幾乎被認為是信史的堯、舜、禹的事跡乃至人格都被動搖，更不用說時間更早、資料也更少的炎帝和黃帝了。畢竟這一次清理對大量資料的真偽和可信程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并且引發了對整理傳說史料的方法論的研究。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曾把傳說時代各族分為河洛民族、江漢民族和海岱民族，傅斯年則創夷夏東西說，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把傳說時代的各族分別稱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較之此前各家的研究，論說更為詳盡，方法也更為精到。但是從前的研究，只是就傳說論傳說，最多只能把傳說資料耙梳一番，看看哪些是早出的，哪些是演繹出來的。假如原來的傳說就有錯誤，或者有矛盾，就沒有法子訂正，沒有法子判斷誰是誰非。

　　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我國的史前考古逐步發展起來。一些學者曾嘗試把歷史傳說同考古資料結合起來，例如說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說龍山文化是夏文化，或者把炎黃時代、堯舜禹時代與夏代分別同新石器時代早中晚三期相比附。由于當時的史前考古起步未久，發現的資料有限，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大致的譜系。在這樣的基礎上同傳說資料結合，必然發生失衡而難以得到正確的結論。 

　　到了80年代，這種情況已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現在全國發現的史前遺址已有八九千處，分屬于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文化系統。考古學者把中國史前時代劃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兩大階段。舊石器時代大約從距今200萬年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此后即逐步過渡到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是一個發明農業的時代。中國的北部比較寒冷，內蒙古等地又比較干燥；西部地勢高亢，且距海洋甚遠，既寒冷又干燥，存在著典型的大陸性氣候，都不是發展農業的好地方，因而至今還是我國畜牧業的主要產地。五嶺以南現今固然是發達的農業區，但在史前時代那里炎熱多雨，且多瘴癘，文化并不特別發達。又因天然食物資源豐富，反而使農業長期得不到發展。這樣，中國最早發明農業的地方就集中到兩個地方，一是黃河中下游的華北地區，二是長江中下游的華中地區。 

　　現知華北地區的磁山·裴李崗文化和老官臺文化都已種植粟和黍，其年代約當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學術界幾乎一致承認華北是粟作農業的起源地。

　　最近的發現證明，華中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都已種植水稻，其年代約當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稍晚的河姆渡文化則已存在十分發達的稻作農業。現在學術界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華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稻作農業的起源地。 

　　由于原始農業的發展，帶動了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使得這個中國的兩河流域（長江中下游和黃河中下游）不但是世界上少數幾個農業發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先進入文明社會的少數幾個地區之一。 

　　根據最新的研究，這個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至少還可細分為兩大期和五小期。大約以公元前3500年為界，前期為典型的新石器時代，可分早中晚三小期；后期為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過渡時代，考古上稱之為銅石并用時代，可細分為早晚兩期。把這個分期同傳說資料相比照，我初步認為黃帝、顓頊、帝嚳的時代大體相當于銅石并用時代早期，堯舜禹的時代大體相當于銅石并用時代晚期，而夏代是從青銅時代開始的③。 

　　銅石并用時代早期大體上包括仰韶文化的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馬家窯文化、紅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大溪文化后期到屈家嶺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崗文化和良渚文化前期等。其所以把黃帝定在這個時代的開始時期而不能更早，似乎也不宜更晚，是考慮到以下幾個方面的情況：

　　第一，《越絕書·寶劍篇》引風胡子的話說：“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當此之時作鐵兵”。風胡子是春秋時人，現代考古學的發現表明，我國的鐵器時代大體是從春秋開始的。青銅時代是從二里頭文化開始的，而一般認為二里頭文化即是夏文化，這兩點都說得很對。玉器的開始使用雖然很早，但大量的制造則是從銅石并用時代早期開始的，作為兵器的玉鉞的出現也不會早于這個時期。在此之前的確是典型的石器時代，就是說只會作石兵。把文獻和考古資料兩相對照，簡直是若合符節。 

　　第二，前面說過，炎帝的主要事跡都與發展農業有關，而黃帝除發展農業外，在手工業方面還有許多創造，如制玉兵、作舟、作車、勸蠶、作冕旒，還有采首山銅等等。手工業的發展意味著專業分工的形成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可以支持一部分人從事長期的戰爭，社會財富也會刺激這些人去進行掠奪戰爭，這就是為什么黃帝的軍隊特別能打仗的原因。黃帝和炎帝盡管是同時代人，但一個代表舊時的農業部族，一個代表新興的農業——手工業部族，所以炎帝的失敗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即傳說中神農時代的結束；而黃帝的勝利則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就是銅石并用時代的開始。 

　　第三，黃帝是一位卓越的軍事領袖，他東征西討，屢立戰功，居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從考古學的遺存來看，新石器時代的戰爭痕跡不大明顯，有些戰爭大概規模也很有限。銅石并用時代則不然，一是作為兵器的石鉞普遍發展起來，且制作精良。薛家崗文化的一些石鉞上還用朱紅畫出花果形的裝飾紋樣，可見人們特別寶愛這些武器。有些大墓中常用玉鉞隨葬，那墓主人大約是軍事領袖，玉鉞則是指揮軍隊的權標。二是這時出現了一些規模頗大的中心聚落，有的中心聚落中有面積達數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有的有很大的積石冢或貴族墳山，有的有很講究的祭壇。而一般的聚落遺址則小得多，經濟發展水平也低得多。如果沒有軍事的力量，是很難自然形成這種狀況的。江蘇新沂花廳墓地是一個存在征服戰爭遺跡的典型例子。那里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區，但在墓地中發現的一些大墓差不多都隨葬不少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同時也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墓中往往殉葬婦女和兒童，并且和殉葬的豬狗埋在一起。這顯然是良渚文化征服者的墓葬，因而隨葬了自己原本擁有的某些器物，包括最能代表本族特征的刻有良渚文化神徽的琮形玉器；同時作為戰利品隨葬了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器物，特別是把來不及逃走的大汶口文化的婦女和兒童殉葬④。這種掠奪性戰爭的出現，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恰好也與黃帝時期的社會狀況相吻合。 

　　炎帝既與黃帝打過仗，又傳說都出于少典和有蟜氏，當屬同時代的人物。所以炎黃時代應相當于考古學上銅石并用時代的最早時期。在這個時期，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既分布著許多考古學文化，炎帝、黃帝和他們的族系究竟屬于哪個考古學文化，還是涵蓋了許多考古學文化呢？ 

　　前面說過，徐旭生先生曾經把傳說時代的各族劃分為華夏、東夷和苗蠻三個集團，炎黃屬于華夏集團。他還進一步指出，每個集團的內部還相當復雜，有些族系似乎分別同兩個集團都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如果有必要，“即使分作五集團或六集團也未始不可”⑤。不過就是這樣分，仍不難看出炎帝和黃帝關系比較密切，他們都是華夏集團的主干。 

　　前面在分析炎帝和黃帝活動的地域時，曾經指出雖有很多不甚確定和困難的地方，但大抵都集中在陜西、河南、河北等地，此即所謂中原地區。只是炎帝活動的范圍似略偏西偏南，而黃帝活動的范圍偏東偏北，并且比炎帝廣泛一些。這個地區在銅石并用時代早期仍然是仰韶文化的分布領域，只是已發展到了仰韶文化后期。然則炎黃文化當即仰韶文化后期的文化。 

　　仰韶文化是一個結構很復雜的考古學文化，在它的前期本來就存在著許多地方類型，到了后期分化的趨勢有所加強，地方類型特征也更加突出。根據現有資料，可把陜西渭河流域的稱為半坡晚期類型，山西南部的稱西王村類型，河南中西部的稱秦王寨類型，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的稱大司空類型，內蒙古河套地區的稱海生不浪類型。以后資料增加，也許還可以劃分出新的類型。仰韶文化的末期則有廟底溝二期等一系列地方類型，那已進入向中原龍山文化的過渡時期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然可以進一步提問：炎帝和黃帝族系究竟是屬于某個地方類型呢，還是屬于整個仰韶文化？如果是屬于某個地方類型，又究竟是哪個類型？他們是同屬于一個地方類型呢，還是各屬于某一個地方類型？對于這樣的問題，我想現在無論是關于傳說資料的研究還是考古學的研究，都還難于作出確切的判斷，因此暫時還是采取一點兒模糊數學態度為好。 

　　我想在炎黃那樣的時代，社會剛剛開始分化，大部分地區還是處在氏族、部落制度之下，一個集團的人口不可能太多，活動的范圍也不可能太大。即使像黃帝那樣建立了雛形的政權，還有一支很能打仗的軍隊，恐怕也不能真的像《五帝本紀》說的那樣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于空桐而北逐葷粥。因夏朝和商朝的控制范圍也還沒有這么大，只有西周的版圖才可相比。我想關于黃帝所至范圍的說法，恐怕就是在西周時期形成的。

　　從現有的知識水平推測，炎黃初起的時候，恐怕不會超過仰韶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以后的活動面大了，恐怕也不會超過仰韶文化的范圍，更可能是比仰韶文化還小得多。為什么以后的傳說會那么廣，幾乎整個華夏民族都自認是炎黃的后裔，甚至許多非華夏族也愿意同炎黃拉上親戚關系呢？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炎黃族系的人逐漸向外發展，有的遷居到很遠的地方，有的甚至與別的族系的人結親，從而把有關炎黃的傳說帶到了四面八方，那四面八方的人中可能有一部分確實是炎黃族系的后裔。這種人不會太多，因此這個原因應該不是主要的。二是文化上的認同思想，進而發展為民族關系上的認同思想，我認為這是主要的原因。 

　　為什么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的思想一直表現得非常強烈呢？我認為這有深刻的根源，為了追溯這個根源，還得從史前文化的發展談起。 

　　中國這塊地方像一個向東傾斜的搖籃，背對歐亞腹地而面朝浩瀚的太平洋，四周有高山、沙漠和海洋阻隔，在史前和文明產生初期那樣的歷史條件下，很難同外界保持較密切的聯系。而就全國范圍來說，條件最優越的乃是黃河、長江這兩大河的中下游地區，其位置適當全國的中心偏東。至少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那里的文化發展水平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其他地方的居民要想獲得先進文化的信息和幫助，就必須同這個地區的文化保持一定的關系，從而無形中發展了一種文化向心作用。兩河中下游地域仍很遼闊，各地族系不同，史前文化的特征也不相同。據此可大致分為中原文化區、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和江浙文化區等，分別同華夏、戎羌、東夷、北狄、三苗和古越族有著比較明確的關系⑥。到銅石并用時代，這些地區都先后表現出走向文明的跡象，因而中國文明的起源應該是多元的。不過這些文化區之間又有各種各樣的文化聯系，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們又是一體的。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處在各文化中心區的中間，易于接受周圍各文化區的先進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進下最先進入文明社會，從而成為這種多元一體結構的核心。

　　由此可見，中國的民族和文化從史前時代起就已經形成為一種分層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或曰多元一體結構。中原的華夏文化處在花心的位置，東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圍繞在周圍的第一層花瓣，百越、夜郎、滇、氐羌、烏孫、月氏、匈奴、東胡等則是第二層乃至第三層的花瓣。這種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乃是一種超穩定結構。盡管由于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作用，有的地方或有的民族發展強大起來，最后達到統治全中國的目的，或者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暫時分裂，都不能打破這種經濟、文化和民族關系上的基本結構，它保證優秀文化遺產的積累和有效傳遞。中國文明之所以與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不同，能夠連綿數千年而從未中斷，這種超穩定結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說這種重瓣花朵式的或多元一體的結構是超穩定的，只是從一種結構的模式或整體格局來講的，并不意味著內部沒有變化和發展。而這種變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認同。首先是華夏族系內部的認同，接著是東夷、三苗、百越等先后加入華夏并逐步形成后來的漢族，以后戎羌和匈奴的一部分也加入漢族，有些漢族到了其他民族聚居區也入鄉隨俗變成了少數民族。本來是文化上的認同變成了民族的認同。每個民族都不是很單純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混雜的程度不同而已。但總趨勢是漢族的不斷擴大，到現在中國56個民族中，漢族人口就占94％左右。這并不是因為漢族特別能夠繁衍，而是因為有許多別的民族的成員加入進來了。 

　　在漫長的階級社會中固然存在著民族壓迫和強制同化的現象，但這并不是主流，主流是認同和融合。舉兩個考古上的例子來說：一個是在銅石并用時代，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中玉器特別發達，其中的玉琮和玉璧等顯然為以后的商周文化所吸收并且成為當時重要的禮器。這樣，古越人的文化就被華夏族所吸收和融合了。再一個是商周時代鼎鬲文化形成的過程。在新石器時代以至銅石并用時代，東夷、三苗和古越人族系的文化都用鼎作炊具而不用鬲；華夏族系的文化則用斝，以后又由斝改變為鬲而不用鼎。但是到了商周時代，隨著民族的融合，所有這些地區都是既用鼎又用鬲，所以被稱為鼎鬲文化。有趣的是作為征服民族傳統文化的鬲僅僅用作大眾的普通炊具，而作為被征服民族傳統文化的鼎反倒成了重要的禮器，成為統治階級等級制度的標示物。所以在民族關系上是征服與被征服，而在文化關系上則是認同和融合。到了一定階段，民族上也便認同了。跟著文化和民族的認同的不斷擴大，炎黃傳說也不斷擴散，而炎黃文化遂成為中華民族共同承認的傳統文化。因此，為著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首先就要研究炎黃文化，研究炎黃傳說的來龍去脈和炎黃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我想道理就在這里。

　　注釋：

　　①束世澂在引述《五帝本紀》阪泉、涿鹿兩戰的原文后寫的按語說：“上面兩段，可能是一件事，蚩尤就是炎帝，阪泉與涿鹿是一個地方，‘得其志’就是‘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可能是這材料出于兩個來源，司馬遷就誤做兩件事了。”（《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選輯》第一集《原始時代》，新知識出版社 1955年版，第136頁）又童書業也說：“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阿……二戰殆為一傳說之分化。”（《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頁）

　　②參見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頁。

　　③參見嚴文明：《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④參見嚴文明：《碰撞與征服——花廳墓地埋葬情況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⑤《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第125頁。

　　⑥參見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