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圖二

圖三

    □秋子
　　
    一、甘肅古代書法概說
　　
    在中國書法史上，從上古時期(夏代至秦代)的后半葉到中古時期(西漢至明代)的前半葉，即從戰國到北宋這長達11個世紀的時間里，甘肅始終扮演著“領舞”的角色，產生過輝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響。
　　
    史前甘肅不僅是華夏文明和中國文化的主要發祥地之一，也是漢字及書法的主要發祥地之一。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孕育了漢字及書法的胚胎，早于西安半坡陶文千余年、繼河南舞陽龜甲刻符之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灣遺址彩陶刻劃符號，不但是中國原始文化的直接標志，而且是“先文字”和
　　
    “書法始祖”的有力佐證，顯示了甘肅先民的偉大智慧和文化創造力。
　　
    夏商時期是書法產生、形成的濫觴時期。甘肅盡管未發現有如河南殷墟規模的甲骨卜書，但從慶陽出土的國內所見唯一一件商代玉銘《作冊吾玉戈》
　　
    (見圖一)和多件商代青銅器銘來看，也證明在甘肅留存有書法產生、形成階段的多種蹤跡。
　　
    兩周時期，甘肅書法在整個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從靈臺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青銅器銘(如《兮甲盤》，見圖二)、天水出土的八枚西周象牙骨牌刻辭，到禮縣出土的被金石考古學家馬衡認為“是印刷術中活字印刷的鼻祖”和學界公認“兩周時期三大籀文代表作”之一的《秦公簋》，中國書法發展史上宣告古隸書體形成并成為新的母體的戰國時秦《天水日書簡》及《秦公銅鼎》《梁邑布銘》《戰國蟻鼻錢銘》等，都充分說明了甘肅書法地位的顯赫。
　　
    秦代是上古與中古的分水嶺。秦代雖然短暫，卻是文字統一、書法整合的重要階段。天水、定西和鎮原等地出土的《家馬鼎》、詔版、秦權等，其銘文顯示的天真爛漫的線條美感和質樸生動的書法特色，說明它們在秦代以至包括先秦時，都可謂最具書法意味的作品。
　　
    甘肅書法在兩漢的四百年里，以其絕對優勢領先于全國。除十多件古紙墨跡堪稱“中國之最”(最早的紙上書法)外，數以萬計的“甘肅漢簡”所反映的小篆、古隸、分書(漢隸)、草、行、楷以及各種過渡書體，創造了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書體演變和形成的無比輝煌成就；經過1800多年至今仍完好保存于成縣的
　　
    《西狹頌》摩崖刻石等，在中國書法史上傳唱了永恒的組歌。甘肅的兩漢書法“已成為古代書法的海洋”，產生了張芝、趙壹、梁鵠、仇紼、仇靖等名垂青史的書法家和書法批評家。
　　
    從魏晉到宋代這長達700年的中古史期，甘肅進一步創作了中國書法的大戲長劇，數以萬計的“敦煌遺書”構成無所不有的重大板塊。截至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石窟紀年壁書———420年書題于炳靈寺石窟的《崔琳題記》，以及《大代碑》《南石窟寺之碑》
　　
    《王司徒墓志》《新路頌摩崖》《哥舒翰紀功碑》《承天觀碑》《王母宮頌碑》《吳挺碑》等存留于各地的大量刻石和銅器、漆器、磚銘、木刻等，足以說明甘肅書法在這一時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時，出現了以“章草宗師”索靖為代表的書法家，為甘肅書法乃至中國書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創新作用。安氏家族幾代人以刻碑而名的史實也說明宋時的書法，尤其刻石書法十分興盛。
　　
    11世紀后的金元時期，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吐蕃、黨項、蒙古等民族政權輪番興居，經濟破壞較大，甘肅書法發展亦顯遲滯，處于有史以來的最低態勢。雖也產生了像傅慎微、余闕、邊武等書法家，但除了像《黑河建橋敕》《趙孟頫書趙世延家廟碑》等一些碑刻、摩崖書跡外，未能出現名顯于史的書法作品。很明顯，這無疑是文化南遷所造成的。
　　
    明清以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振興發展，甘肅書法逐漸走出低谷，迎來新的春天，以《肅府本淳化閣帖》的翻刻為標志，復起了可喜勢頭。天水的《集王羲之書二妙石刻》《趙松雪詩碣》(見圖三)，岷縣的《文徵明詩碑》(見圖四)，慶陽的《黃庭堅云亭宴集詩碑》(見圖五)，臨洮《記開煤山稿》，以及清代《吳大澂三關口碑》《大河店修路碑》《宋琬杜詩刻石題后》和省內各地數以百計的寺、觀、祠、塔、樓、橋、墓、坊等重修或記功書刻，都是明清五百多年間產生的書法遺跡。此間出現了李夢陽、米萬鐘、胡纘宗、王了望、朱克敏等書法家，對甘肅書法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