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9日，是現代文學大師施蟄存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紀念日。近年來，筆者一直在搜集和閱讀施蟄存先生刊發和未刊發的信札、日記以及他出版的書籍。筆者在施蟄存先生的著作中發現，因為金石的緣故，他對開封一往情深，頗有淵源。施蟄存先生通過金石碑刻搭建的那座橋梁，與開封數位著名文化學者建立了深厚友誼。長期通信、神交多年后，施蟄存專門來到開封走訪舊友、游覽名勝，從而留下了一段佳話。

    一

    施蟄存曾說：“我的一生開了4扇窗子。第一扇是文學創作，第二扇是外國文學翻譯，另外則是中國古代文學與碑版文物研究兩扇窗子。”他對碑版文物研究始于上世紀50年代，從1957年到1977年，他沒有發表過文章，但是他也沒有空閑過。他曾說：“那個時候，白天不是我，晚上才是我。一到晚上，我就爬上閣樓做我的工作：校讀書籍，研究碑版，讀書寫札記……”北山樓是施蟄存的書房，所謂樓也就是極小的閣樓。施蟄存在上世紀70年代居住在一座朝北的只有幾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當時的陳設是：左邊是一張單人木床，床前是一張舊木方桌，桌子的另一邊就是抽水馬桶。有時候，他就坐在抽水馬桶上伏案寫作，條件相當艱苦。然而，就是這樣艱苦的歲月，施蟄存卻不墜青云之志，“竟日抄寫金石遺聞”。施蟄存收集碑拓近30年，藏有大小拓片2300余張，唐代的碑拓就有1500多種，幾乎囊括了歷代珍貴碑刻。

    1955年，施蟄存收到李白鳳的來信，得知當年的朋友已經到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教蘇聯文學。李白鳳是我國現代著名書法家、篆刻家、作家、詩人。當年茅盾這樣稱贊他：“足跡遍大江南北，生活經驗豐富，故其治印、寫詩、寫小說，莫不卓特。”施蟄存評價他說：“國內寫大篆的，今天恐怕還未見有人能超過他。”

    施蟄存在編《現代》的時候李白鳳向他投稿，以后成為延續40年的老朋友。李白鳳坦率耿直，施蟄存對他剛毅不撓的志節十分欽佩。老朋友之間常常鴻雁傳書，除了噓寒問暖之外，還在業務上彼此交流。那個時候，施蟄存也開始“拋棄了文學，轉移興趣于金石文字”，“從前魯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來參加革命；我也原想參加革命，或說為革命服務，結果卻只落得躲在小閣樓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里鉆吧”，“白鳳也索性鉆進了書畫篆刻,有時還哼幾句舊詩解悶”。施蟄存托李白鳳在開封搜羅金石拓本，李白鳳托施蟄存在上海買書、借書。一天，施蟄存在南京路店鋪購得舊拓未斷本《根法師碑》等，返家收到李白鳳寄來河南圖書館藏石十余種，當日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一日之內得碑17種，摩挲至深夜，殊不覺倦。”李白鳳還將一些書寄到上海北山樓，施蟄存收到后，興奮不已。施蟄存這個時期生活很困難，報紙要借閱，看到有用的新書舍不得購買，�？抠u掉藏書買碑拓，但他有時卻買書寄給李白鳳。1964年7月13日，施蟄存為李白鳳購《西門豹祠堂碑》和《曹子建碑》。后來施蟄存在給李白鳳的信中說：“足下為弟買的是《石門頌》，《郙閣頌》市上只有明申如塤摹刻本（也刻在山上），原刻摹崖少見，顏書二種未見，有好的整紙拓，故弟未備。”不久，施蟄存收到李白鳳寄給他的《鄭文公碑》，認為“此拓片甚佳，兄之題簽亦佳”。施蟄存還詢問靳志家是不是還在開封，如果有其遺印可否印一份。于是，李白鳳便委托桑凡先生寄去靳志褚印，施蟄存十分感謝。

    二

    河南大學博士生導師佟培基教授曾受教于李白鳳，并與施蟄存有交往。佟培基1974年在上海出差辦公期間，受李白鳳委托，到愚園路施蟄存的家中拜訪。佟培基至今還記得那次是與施蟄存商量《金石百詠》刻印的事。《金石百詠》是施蟄存1971年撰寫的，他想讓精于書法的李白鳳用蠟紙刻印《金石百詠》。佟培基回憶說：“那次相見甚歡，臨別的時候，施先生贈送我《填詞圖譜》一函，線裝，十分精美。”

    1975年6月，佟培基又去上海拜訪施蟄存。佟培基至今仍清晰記得那次上海之行：“再至愚園路，促膝談于板子間閣樓上，轉彎樓梯很窄，一半堆放書籍，談詞論及金石碑版，約第二天于南京路見面。”第二天，佟培基在南京路與河南路交叉口與施蟄存見面。施蟄存請遠道而來的開封客人到咖啡店喝咖啡，后又到“朵云軒”選購了一些青銅器拓片。在福州路一家南紙店里，施蟄存購毛邊紙兩刀，請佟培基帶回開封，刻印《金石百詠》用。一周后臨別時，施蟄存送佟培基手書小行草《金石百詠》10首。佟培基回到開封后精心裝裱，珍藏至今。1976年4月，李白鳳幫助刻寫的《金石百詠》油印本印出50冊，施蟄存分贈同好友人。茅盾收到《金石百詠》之后說“20年蟄居乃有此收獲，亦可謂因禍得福也”。施蟄存致唐蘭的一封信中說：“月前得汴中李君來函，得知拙作《百詠》已代寄一本達文幾，甚為惶悚。此閑寂無聊時所作，汴中小友，愿留一本，因此付油印。”“汴中小友”指的就是佟培基。

    三

    緣于李白鳳的介紹，施蟄存得以認識并交往了開封的著名文化學者武慕姚、桑凡、佟培基、崔耕等。施蟄存曾做《夷門三子墨妙歌》，當年書寫3份，分別贈予武慕姚、桑凡、李逢（李白鳳）。詩中敘述了與武慕姚、桑凡、李白鳳3人的深厚交情。

    武慕姚師從名士邵次公，其行書出自褚顏，俏麗典雅，道健深厚；隸書入漢石經殘字，方嚴猶存，頗得原刻神韻，隸書實乃熔篆隸于一爐，古拙而又清新。上世紀6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碑帖專家來汴交流工作，公認“北京的名家是張彥生，過了黃河就是武慕姚”，號稱“南武北張”。上世紀70年代中期，施蟄存同他書信來往頻繁，探討“北碑南帖”問題。施蟄存非常賞識武慕姚的學問和書法，對武慕姚評價很高，認為自“二王”（王羲之、王獻之）和懷素、張顛以后，古文篆籀罕行，書法傳統中缺少了北碑“丈夫氣”；認為武慕姚的書法“大雅扶輪”，有獨特的造詣，“行健持剛”，發揚了北碑的優良傳統，開一代書風。

    1975年，40多歲的桑凡與寓居開封的李白鳳、武慕姚同尚篆隸，已經書名滿天下。施蟄存為桑凡所藏的清人英寶《花瓶圖》畫卷作詩并題書：“不隨紅紫鬧春陽，獨伴秋風落葉黃。籬下已無彭澤令，何如供我膽瓶香。丙辰秋杪吳興施舍墜合一章。”如潺潺流溪，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由景生情，感觸頗深，意境深遠。

    1978年，李白鳳在開封病逝。施蟄存聞訊后特別悲傷，在致崔耕的信中表達了難過之情，撰寫發表了《懷念李白鳳》。佟培基說：“白鳳先生去世后，施先生曾來函詢問來往之信件，當時欲選一部分出版，白鳳夫人朱櫻整理出168件，1992年間，其女兒李榮裳帶去上海。”

    那些書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