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位于文廟街東頭路北的為迎接世界客屬第27屆懇親大會在開封舉辦而興建的珠璣巷文化工程已近尾工。當9米高的孔子塑像在開封府文廟遺址之上高高聳立起來的時候，人們仰望雙手合于胸前、目光睿智的孔老夫子，“至圣先師，萬世師表”之敬呼仿佛仍在九天回響。這里曾是清順治九年（1652年）知府朱之瑤遷建的開封府文廟，當時為“東廟西學”，即文廟在東、廟西為儒學，真個是仁義明倫、合禮昌明、廟學皆盛。

    1.從“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一份大字報說起。在“文革”中有一場突如其來的“批林批孔”運動，筆者在一所高校的大字報欄上，看到一份“揭老底戰斗隊”的批孔大字報，很是吃驚。文字不多，說的是“孔老二是個私生子，其父是個老流氓”云云，雖然當時孔子在社會上已可謂被“批倒批臭”，但由于筆者年輕，孤陋寡聞，更不覺得孔圣人會有如此家世，心中實有七分不信。回到家中忙尋來司馬遷的《史記》，查看《孔子世家》，文內竟赫然記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一事，大為茫然。遂請教一位學長，他回答了一句話：“圣人也是人！”這句哲理之言令人難忘。光陰如梭，“文革”結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到來了，對孔老夫子的評價日趨改變。中央電視臺的《百家講壇》欄目，孔子、《論語》講得引人關注，孔子的出身、家世也成為主講人的一個演講熱點，孔子是個私生子被擺上了大眾傳媒的臺面。雖然此時社會上人們對大千世界中的事物、人物的認識水平都有了飛躍般的提高，但筆者心中留下的那種“揭老底戰斗隊”的陰影仍驅之不散，直到前兩年偶然讀到著名歷史學家樊樹志教授的《國史十六講》，自己才算開了竅。樊先生在其書的《孔子與儒、儒家》一節中，如此介紹孔圣人：“孔子自稱‘吾少也賤’，那意思是說，他少年時家境貧寒，出身微賤。不過另一層意思他自己不好意思說出來：他是個私生子……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六十四時與顏家少女‘野合而生孔子’。所謂‘野合’，按照古人的理解，就是‘男女茍合’，‘野合而生’當然是非婚生子無疑。以往的儒生都自認為孔門弟子，本著尊者諱的立場，百般否認這點，其實是大可不必的。”樊先生在書中對孔子的評價極高：“孔子為儒家構建了一個體大思精的政治倫理體系，具體普遍的永恒的價值，影響之深遠，是中國任何一個學派或思想家無法望其項背的。”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被“批倒批臭”，從衍圣公到孔家店，從尊者諱到揭老底，在我們要說文廟之時，全面正確地了解孔子這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偉大哲人，很有必要。

    2.從北宋太學國子監到開封府文廟。開封雖然不是孔孟的故鄉，但卻是距曲阜、鄒城最近的大古都，是古代離孔孟故里最近的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齊魯文化最親近的中原文化的首善之地。開封正是孔子學說影響最大的地方，魯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和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周游列國時還先后到過開封境內。以東京開封為國都的趙宋王朝，在運用孔孟之道理政治國方面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不少國內史學家和國外漢學家都認為——北宋政治清平、經濟繁榮，標志著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和近代社會形態的萌發。其表現不僅是坊市分離的結束，更表現出官僚政治取代了貴族政治、文官政治取代了軍人政治。科舉制度達到了鼎盛時期，得到選用的官吏中出自平民百姓家庭的越來越多。這一切都是以孔孟之道為政治基礎和思想基礎的。設在東京開封的北宋太學、國子監便是傳授儒家經典的國家最高學府的最高教育管理機關。在歷代王朝的更迭中，其國都所在之城的文廟或文宣王廟一類祀孔廟宇，與太學、國子監，從功能、作用到稱謂，都有一個合署、分離、不同演變的歷史。先說太學——據清人周城撰的《宋東京考》卷九記載：“按太學在南宮城之蔡河灣，建隆中立，后為國子監。”太學最初創始于西周，當時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太學，還與太廟、明堂、靈臺等集于一地。到漢武帝“定儒一尊”之后，在長安所建的太學方才成為“國立中央孔子學院”，并兼有“國家教委”的功能。到北宋東京開封的太學，早期人數較少，逐朝在不斷增加，到宋徽宗一朝，已“增生徒三千八百人”（見《汴京遺跡志》卷三），規模甚為可觀。再說國子監——歷史上出現較晚，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把原國子學改稱國子監，專門管理教育與太學并存，且一同研習儒家經典。北宋東京開封的國子監，有時也稱國子學，有時國子監還與太學互稱。我們見到的有關古籍中和今人的學術文章中都有這種說法。太子與國子監，二者其實既有相同的功能，又有不同的職能，二者以及各級官學與文廟都姓“儒”，它們有著既緊密又微妙的關聯。所以我們在絕大多數的史志類書中于“寺廟”一欄里根本查不到文廟。像汴京文廟，在《汴京遺跡志》一書中，就不在卷十一《祠廟庵院》之內，而記載于卷三《官署二》中。至于北宋東京當時有無國家級的文廟和開封府文廟，似乎還是個問號。當時的太學、國子監既兼有國家（宋廷）和地方（開封府）的教育管理和儒學傳授，還兼有文廟的功能。文廟的功能說白了，空間上就是學校大禮堂，是行施祭拜孔子之禮的地方。為何各地學、廟常常相連一體，也是個中一個原因。

   到北宋后的金，汴京文廟已從與太學、國子監的混合體中獨立出來，這在李濂的《汴京遺址志》中有明確的記載。金代貞年間，金人為抗御蒙古將原東京內城擴大，北宋時太學舊址原在朱雀門外附近，由于在擴城的拆遷范圍之內，被遷移進內城的東南城下，名稱也由太學改為文廟。對此時的文廟，宋末元初周密所撰的一部史料筆記《祭辛雜識》中有生動的史事傳聞記述：“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蓮池，尚有璧水遺意。”又曰：“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一大片，上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近聞移置汴京文廟中作拜石矣。”這兩段文字，不僅讓我們窺視到開封文廟詩情畫意般環境的一瞥，還是我們看到的史籍中最早的“汴京文廟”。這座居汴水之南，金貞元年（1213年）的汴京文廟，在元至元元年（1264年）改建為汴梁路學，此后學廟屢遭洪水淹沒，先是元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決口汴梁，學宮被淹；明洪武三年（1370年）改稱開封府儒學，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十三年（1390年）河決開封，府儒學兩次被淹；明永樂五年（1407年）開封府儒學移建于麗景門（宋門）內西北，明天順五年（1461年）黃河決口土城，開封城內洪水深丈余，府儒學又被淹沒；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官軍先決口黃河，水淹闖王農民軍，后闖王農民軍決口水淹明官軍，開封全城毀滅，文廟隨之全部淹沒于地下，直到清順治九年（1652年），開封知府朱之瑤將文廟移至今文廟街處。其間，開封府文廟達到了北宋之后的又一個昌盛期。據《開封市勝跡志》載：“當時文廟內有大成殿七大間，非常高大（殿內敬塑孔子、四配、十二哲之像）。孔子像前豎有‘大成主圣先師孔子神位’，孔子像頭戴十二旒冠冕，身著十二章王服，手執鎮圭。四配為：復圣顏回、宗圣曾參、述圣孔、亞圣孟軻。——筆者據史料記），東西廡各七間，后有啟圣祠三間，前有戟門三間，欞星門三間，外為泮池，左右建‘圣城’‘賢關’二牌坊，街東西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牌坊。”其中欞星門、泮池是全國文廟統一的標志物。開封府文廟的泮池石欄環繞，是標準的半圓孤型，不知為何距北移前的欞星門就超常之遠，位置在原開封一高紅樓后邊學校后墻處，上個世紀50年代尚有泮池欄柱在。老一高的師生都為紅樓及校北半部地形明顯低洼不解，不知是否與泮池有關。舊時地方學宮稱為泮宮，儒生考取府縣儒學生員即所謂秀才，名為入泮或游泮，由來于此。清代的開封府文廟，可謂建筑“巍乎煥然”，廟學“儀冠中州”。誰知還是難逃洪禍之災，走向末路。張家順先生在《重修文廟碑廊記》（2014年10月10日）中感嘆：“惜道光時，又遇水患，廟學毀敗。”

    北宋以后的開封府文廟，三移其址、六次被淹，悲哉，如此文圣之地為何遭此命運，已經不是傳統的風水問題，不覺讓人想起儒家著名的“天人合一”觀，讓人聯想到古城開封的興衰與黃河的關系。文廟六次被淹，全部是因黃河決口洪水進城。作者：汴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