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包公，人們往往把他與開封聯系在一起，這恐怕與悠久的文化遺存——包公故事有關……

    包公其人

    包公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北宋仁宗時代的包拯。《宋史·包拯傳》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其實，包公故事中的包拯是根據史書和民間傳統相結合編寫而成的。像《包待制出身傳》的內容概括如下：包拯是廬州鳳凰橋畔小包村人。中狀元后，仁宗命其赴定遠縣上任。在定遠三年，獨斷獨行，有事不上告，濠州知府怒，奏罷之。后因包公劾轉運使貪污，仁宗問誰可任開封府尹，王相奏包公可去。但是，包公赴任要八個保官，這保官是：“第一中書為宰相，沿江結寨范將軍。保家護國申宰相，立國安邦狄將軍。城內李王太子位，兩浙錢王后代孫。更有城東紫駙馬，南街皇叔六王身。”且準其對違法者先斬后奏，包公方才受命。

    在他任開封府尹期間，又榮獲“斬砍皇親劍一根”。為此，我們可以大致限定包公故事是發生在宋仁宗時代，包拯任開封府尹時所發生的故事。

    包公故事的淵源

    包公故事最早出現于北宋汴京之瓦舍中，據《東京夢華錄·市瓦伎藝》條說，當時瓦舍的“說話”科目有：講史，小說，說渾話，說三分，五代史。據《都城紀勝》，它有四家的分法：“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樸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魯迅先生也有四家分法，他在《中國小說史略》、《宋之話本》分為：小說——銀字兒、說公案、說鐵騎兒，談經——說經、說參請、講史書、合生。

    總之，從宋至今，對宋人話本不管如何，但有一點共識：“說公案”在宋代是屬于小說門庭之內的一種技藝，宋時將小說分為四個子目——煙粉、靈怪、傳奇、公案。“說公案”在宋代主要是寫市民的民生生活，特別是包青天秉公斷案的故事。《錯斬崔寧》就是宋代公案話本小說的代表作。它通過這起冤獄的“錯判”、“錯斬”，揭露了當時封建刑獄的罪惡。此類冤獄多為貪官污吏所為，為此，人民往往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包公故事的誕生是時代的呼喚。

    包公故事的演變

    流傳近千年的包公故事也在與時俱進，應運演變著：

    宋代公案小說的內容，多為當時社會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民刑事件，而案件的完滿結局往往都與包公有關，于是，從民間傳說到宋之話本，出現了一大批記載包公斷案的包公故事小說，經“說話”人的傳播流傳極其廣泛。

    在當時的封建社會中，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統治階段的掠奪更加貪得無厭，豪強地主、盜僧橫行、貪官污吏多得驚人。《宋朝事實》卷七載：“天下僧以數十萬計，間或為盜，而民頗患之。”可見，當時貪官、盜僧橫行，弄得民不聊生、苦難重重。但是，市民群眾的仇恨的矛頭，不可能對準封建統治，因為他們還沒有那樣的覺悟。他們所反對的，只是作為個人的貪官、盜僧等罪犯。另一方面，他們又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現，給他們平反貪官污吏所加的冤獄。宋代的公案故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產生的。由于當時的市民群眾對“清官”抱有幻想，宋代的公案中出現了包公故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就現在遺存的宋代包公故事的話本來看，它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除暴安良的有《三現身包龍圖斷案》、《合同文字記》等三部；除貪官、廢皇族特權的有《包龍圖斷曹國舅公案》、《包龍圖鍘趙王案傳》等四部；還有除妖降怪的《包龍圖斷白虎精傳》等。這些摘奸發覆、洗冤雪枉的故事，深得民心，給世人以心靈的震撼。由于有包公為民做主，時人自然會生活在一個敝亮的世界里。宋代的包公故事話本為后世樹立了一位清正廉潔、剛正不阿、不畏權貴、執法公平的包青天的形象，包公遂成為后世清官的榜樣。

    到了元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愈加尖銳，人民備受貪官酷吏、權豪勢要的欺凌，人民心目中的包青天的故事和傳說得以廣泛流傳，于是，有關包公的公案劇才大量出現。元雜劇中的包公形象，不只是為人民平反冤獄、除暴安良的清官，還被時人作為對元蒙統治者斗爭的代言人，給包公染上了一些神話的色彩。在《陳州糶米》劇中，包公是“包龍圖那個鐵面沒人情”。在《盆兒鬼》劇中，包公是“人人說你白日斷陽間，到了晚時又把陰司理。”而在《灰闌記》劇中，包公則是“敕賜勢劍金牌，體察貪官污吏，與百姓申冤理枉，容老夫先斷后奏……”

    從這些包公故事的雜劇中，我們可以看出：包公所保護的，主要是市民群眾；包公所反對的，主要是皇親國戚。包公形象的發展，可以說是當時的人民處于元蒙統治者殘酷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市民將其神化，以寄托更大的希望。他不只處理人間的冤獄奇案，甚至連冥間《盆兒鬼》之類的案件，他也來斷了。于是，包公便成為一個挾著“勢劍銅鍘”，專門“除暴安良”的神人合一的人物了。

    到了明代，社會形勢又有所變化。當時，以海瑞為代表的那些清官，與包公不同，為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往往表現出兩重性。一方面，他們支持退田，限制豪強兼并，對工商業者采取減輕賦稅的政策，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其進步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這些清官從根本上說，他們是維護封建正統的，極力反對農民起義。他們的所作所為，基本上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其大部分的公案話本和擬話本，則往往局限于審理通常的家庭糾紛和婚姻事件，因此，對封建統治者的罪惡的暴露也微乎其微。當年留下的著名篇什有《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滕大尹鬼斷家私》等。但是，作為傳統的主流文化——包公故事，是不會被顛覆的。時至明代中葉，其政治更加黑暗腐敗，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壓迫日益加劇，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嚴重地威脅著明王朝的統治地位。統治者迫切需要清官來澄清吏治，籠絡民心，以緩和階級矛盾，凡是有關疑難的審判案件，欲借古人之手予以擺平，因此，一如既往地都推到包公身上。于是，就有人把流傳在民間的包公故事搜集起來，再夾雜一些正史和野史的資料，匯編成一部包羅著百件訟案的話本集——《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至此，歷經兩朝無數文人的努力，終于成就了中國第一部話本公案（包公）小說集，它為清代的《包龍圖公案》、《七俠五義》等公案俠義小說開了先河。

    明代有多種包公故事小說的刊本，就已所知列如下：

    《新鐫全像包孝肅公百家公案演義》六卷百回，為明萬歷二十五年萬卷樓寫本，作者為明無名氏撰。

    《新刻京本通俗演義增象包公圖判百家公案全傳》。內題“錢塘散人安遇時編集，明書林景生楊文高刊行”。此書為萬歷后期刊本。

    《龍圖剛峰公案合編》。嘉靖十四年刊本。卷首有嘉靖十四年己巳金陵云崖主人序，說明合編之由……

    《龍圖公案》十卷，序署“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題于虎丘之悟石軒”。此書傳承兩代，且有繁簡兩種版本：繁本，百則。一名《百斷奇觀包公全傳》。有清初刻本、嘉靖刊本、四美堂刊本、乾隆刊本等多種。簡本，62則，是繁本的刪節本。

    明代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版本的包公故事話本小說的出現，不僅使許多宋代舊篇免于湮沒，而且推動了后世短篇白話小說的發展和繁榮，其影響是深遠的。

    公案發展到了清代，道光年間，在北京出了一位著名的說書藝人石玉昆，他是個能編、能演、能彈、能唱的民間藝人。但是，他卻能繼承傳統，與時俱進地將《龍圖公案》演繹成純粹的散文話本了。正如魯迅先生對此評價曰：“文意甚拙，蓋僅識文字者所為。”其實，正是它明白如話的語言，才開創了通俗小說的先河。

    至于石玉昆在說書技藝之成就，清富察貴慶在《知了義齋詩鈔》小序中說：“石生玉昆，工柳敬亭之技，有盛名者近二十年，而性孤僻，游市肆間，王公招之不至。”他常常活動在北京的書場中，特別是天橋，說唱《龍圖公案》時，聽眾每逾千人。雖是數唱野史，都稱雅韻。后來，人稱石玉昆的說唱形式為“石派書”，影響了一代人。當時有人把石玉昆說唱的《龍圖公案》記錄下來，題作《龍圖耳錄》，石玉昆原本是連說帶唱的，耳錄只存講說部分，成了一部白話小說了。后來，又有人將《龍圖耳錄》改編為長篇章回小說《忠烈俠義傳》，又名《三俠五義》，作者仍頂著石玉昆的名字。

    《平昆論》中有一首詩，記述并評價石玉昆當年的說唱：“高抬聲價本超群，壓倒江河無業民。驚動公卿夸絕調，流傳市井效歌聲。編來宋代包公故事，成就當年石玉昆。是誰拜贈先生號，直比談經絳帳人。”

    題外的話

    包公故事不僅直接影響著后世通俗小說的發展和繁榮，而且對戲曲也有深遠的影響。1961年，我在邢臺市時，由于工作關系，結識了邢臺豫劇團的常年來。他帶領其劇團不只演豫劇的傳統劇目，像《抬花轎》等，同時也演公案戲，那句“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一下子仿佛將其帶回故里。

    那時，除了老鄉這層關系，我對戲曲也略知一二。有時碰到公案戲的問題，常年來便向我求教。只是我對包公的故事也知之甚少，往往不能給予圓滿的答復。時隔半個世紀，我終于能將較系統的有關包公的文章，回復戲友常年來，以慰其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