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開封菊花花會（現已更名為菊花文化節）即將到來，不由讓人又想起開封菊花的歷史傳承。

    開封把菊花定為市花始于改革開放后的1983年，之后每年舉辦一次菊花花會。但從開封歷史來看，早在北宋時期，作為宋都的開封就已經有了舉辦菊花節會的習俗。如果要追溯開封盛產和種植菊花的歷史，就更加久遠了。以開封為代表的菊花文化，在我國花卉文化歷史中十分悠久，古代經典史冊、文學著作和民間傳說中關于開封菊花的故事很多，并由此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開封菊花文化。

    菊花文化在華夏歷史文明的發展和傳承中有著重要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具有華夏歷史文明的個性化特征。這種個性化特征是由華夏先民認識和運用菊花自然屬性發展起來的人文內涵，并且具有地域化、人格化的象征意義，是古人借以抒發情感、言情表志的載體。它與華夏歷史文明相融產生、發展，又與民族文化相互滲透、相互促進。

    一、開封菊花文化產生的歷史

    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菊花在我國自有文獻記載已有3000余年的歷史。但是，這種表述是比較含糊和籠統的，原因在于它既沒有說明我國自然繁殖菊花源于何時，也沒有說明我國人工繁殖菊花起于何代，因而對菊花及其人文歷史的認識并不完整。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發掘和研究，使我們對菊花文化傳承華夏歷史文明的重要作用有一個更加深刻的了解。

    （一）菊花文化形成于上古時期的“河圖洛書”文化。一代偉人毛澤東同志在《采桑子·重陽》的詩中寫道：“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詩中的“重陽”，是指中秋過后的農歷九月初九這一天。因“九月”與“九日”兩個“九”重復出現，古人將其稱之為“重九”；“黃花”，是指菊花。

    菊花一般盛開于農歷“重陽”季節，而“重陽”之“陽”，最早是指太極理論中“陰陽”之“陽”。在我國華夏先民創造的“河圖洛書”文化中，“九”是陽數。據托名為“九天玄女”的古籍《青囊海角經》記載：“圖陽奇偶，惟數是最，陽數始一三五七九，陰數始二四六八十。”

    古人認為，天尊地卑、陽奇陰偶。以天為陽，為奇數，為尊位；地為陰，為偶數，為卑位。天地屬自然界，尊卑屬社會倫理，奇偶屬數據性質。

    可見，古人早已用一至九之數代替自然界中的事物，是以數理代表自然界和社會倫理學說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簡單地將其作為數學中的計算。由于古人用數字反映天地之間的奧秘，故稱“奇陽偶陰”之數為“天地數”。西周時期周文王在《周易·系辭》中也記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十進制自然數列極簡明易知，也包含陰陽在內。將這種“天地之數”應用于“河圖洛書”之中，便形成了“河圖洛書”中的數列規范。

    因為“九”為“陽”中的數極，故稱之為“老陽”；“六”為“陰”變之數，又與九陽反之，故稱為“老陰”。按照“河圖洛書”中的數列學說，月和日兩個“九”相逢，故稱“重九”，也稱“重陽”，是農歷中的一個節日，又與二十四節氣中第十八個節氣“霜降”相近。

    所以，“九”、“陽”之說均由“河圖洛書”陰陽之數傳承而來。

    （二）菊花原產于中華上古時期。菊花被稱之為秋華，或秋菊。秋菊花開的鼎盛時期大致就在“重陽”節前后，而重陽正是“河圖洛書”文化傳承的結果。由于“河圖洛書”文化發源于上古時期，重陽、菊之名也在上古時期就已經出現。據先秦古籍《山海經》記載：“女兒之山，其草多菊。”一般認為，《山海經》中記載的事物，主要是商代之前中原中東部“河洛”、“大荒”之中的人文歷史。其中“菊”，古代也寫作“鞠”，包含著多重含義：一是具有“菊”的含義。據漢代戴德《大戴禮記》記載“鞠者何也，星名也。又與菊通”。二是具有古代一種足球活動的含義。據西漢劉向《別錄》記載：“蹙鞠，黃帝作，蓋因娛戲以練武士。”說明足球起源于上古的黃帝時期，時稱“蹙鞠”，并一直傳承和盛行于北宋開封，改稱“蹴鞠”。菊花身姿為低頭鞠躬式，在古代食其米，把米“鞠”起來，花朵十分緊湊，因此叫菊花。菊花是我國傳統名花之一，賞菊歷史悠久。

    可見，“菊”是自然界繁殖的花卉，“蹙鞠”是黃帝時期人文活動的產物。早在上古時期，人文活動的“蹙鞠”就與自然界中的“菊”有著內在傳承的因果關系。漢代學者戴德《大戴禮記·月令》中記載：“季秋之月，鞠有黃華。”唐代陸德明釋文：“鞠，本又作菊。”按照生物學分類，鞠屬于菊科，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上古時期野生菊花多為黃色，所以菊花又得名為黃花、金花、金蕊等，說明“黃華”，就是深秋盛開的“黃花”。對此，先秦古籍《山海經·西山經》也記載：“（密）山 ，其上多丹木，員（圓）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中黃華“赤實”的個性，具有“忠誠”的人文含義。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人們仍將炎黃時期倉頡、黃帝與菊花聯系在一起，稱之為“倉頡菊”、“黃帝菊”。其中“倉頡菊”，自古就盛產于河南開封、虞城等地的倉頡墓一帶，與炎黃時期在開封稱帝、巡游虞城一帶的倉頡氏族有著歷史傳承關系。

    （三）菊花是皇、帝、王權的象征。其實，無論是“黃華”、“黃鞠”之“黃”，還是“黃帝菊”、“黃花”之“黃”，都是由太極五行“青、赤、白、黑、黃”之“黃”傳承而來。太極五行之“黃”，與“中、土”同一方位，是“河圖洛書”“中央宮”所在的方位。所以，菊花也稱“黃華”、“黃花”、“黃菊”、“中央菊”。在此建都之帝也稱“中央帝”、“黃帝”，所建之都也稱“黃帝之宮（室）”，流經此地之河又稱“黃河”，不過是以五行的方位取名而已。

    由于“黃華”、“中央菊”與“中央帝”、“黃帝”發源地相同，而“中央帝”、“黃帝”又建都于開封昆侖山三皇五帝“中央之國”，因此太極之地“昆侖”便成為“中央”、“黃帝”、“黃華”、“中央菊”的同義詞。可見，菊花是太極“天道”的象征。

    三國時期有位著名書法家，叫鐘繇。他的兒子鐘會文武雙全，曾寫過一篇名為《菊花賦》的文章，認為“菊”是天地之氣交感所生，它讓人感覺到天道的存在，因此是天道的象征。因天帝的“中央之國”被夏禹分為“九州”，所以“九州”之地的菊花也稱“九花（華）”；又因天帝是“天、日”的象征，王母是“地、月”的象征，“菊”是天地之氣交感所生的“精”氣，所以“天國”的菊花也稱作“日精”。還由于女媧母系氏族曾經在“中央之國”稱“皇”，被后人視作“王母”、“女皇”，所以古人還稱菊花為“女華（花）”。在華夏歷史文明中，黃菊之“黃”，是皇、帝、王，即“中央”的本色和專屬，自古就為皇家帝王所專用。因此，“中華”也可理解為“中央之國”的“黃華”。

    據漢代劉安《淮南子》中記載：“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就是說，因為黃帝居住在“中央、土”，是管理“金、木、水、火”四方的中央首領，因“中央、土”也在“黃”方位，故名“黃帝”。古書也將“黃帝”寫作“皇帝”，是“皇天上帝”的意思，這是道家理論中黃帝升仙后作為天帝象征和代表的神位所在。

    上古時期的三皇五帝之“五帝”，以在“五行”的方位不同，而稱“青帝、赤（炎）帝、白帝、黑帝和黃帝”，并以“五色”地名而飾不同顏色的衣服。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間（618年~626年），開始在百官百姓中禁穿黃色衣服，黃袍遂成為皇帝專用之服。據北宋學者宋祁《新唐書·卷二十四·車服志》記載：“至唐高祖，以赭黃袍、中帶為常服……既而為天子袍衫，稍用赤黃，遂禁臣民服。”從此，黃色就一直成為帝、皇的象征。五代后周時期的趙匡胤在陳橋驛發動兵變，謀奪帝位，諸將替他披上黃袍，擁立其為帝。“黃袍”就是帝位的象征。

    可見，我國古代崇尚黃色，因為黃色被看成是君權的象征。這起源于古代農業社會的敬土思想，土為黃色，因此，從唐、宋時期以后，黃色便成為皇帝專用的顏色。同時，黃色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和中華文明的象征，黃帝的“黃”色和炎帝的“赤（紅）”色，都是上古“中國”和現代中國的主色調，表明中國人是炎黃二帝的后裔子孫。新中國紅底黃星相結合的五星紅旗，就是這一文化的產物。

    可見，上古時期自然繁殖的黃華、菊花，被后人視為“中央帝”、“黃（皇）帝”君權的象征，也是華夏人文歷史傳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