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講究以才取仕、以德用人，當官要憑真才實學，跑官買官現象不普遍，反倒是朝廷要給有功之臣加官晉爵時，常常遭到他們的拒絕，有時甚至數次拒絕。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宋朝的名相名臣，幾乎都有過拒官經歷。包拯考中進士后，朝廷安排他出任大理評事、建昌知縣，包拯“以父母皆老，辭不就”。范仲淹任邊帥，迫使西夏主動講和，戰功赫赫。當時，王舉正任參知政事，優柔寡斷，無所建明，諫官歐陽修等一批人極力舉薦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宋仁宗欣然同意，并下了任命詔書，范仲淹卻以“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的理由堅決推辭。而宋仁宗、宋神宗時期的宰相富弼，一生拒官近百次，更是史上少有。

    富弼（1004年~1083年）字彥國，洛陽人，1030年中進士，青年時期就得到晏殊等朝廷重臣的賞識，被喻為“洛陽才子”，在士大夫間口碑極好。1042年，北方遼國大兵壓境，要求宋朝割讓關南十縣之地，戰爭一觸即發。戰爭和割地，當然都不是宋朝所能接受的。當時，朝廷急需一位能臣干將赴遼談判，然而，遼國氣勢洶洶，赴遼如同赴死，大臣們無一敢去，宰相呂夷簡推薦了時任知制誥的富弼。官輕勢微的富弼不但接受了宰相的推薦，而且在面對皇帝時慷慨陳詞：“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宋仁宗非常感動，想提拔他以樞密直學士之職使遼，富弼卻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堅決推辭了這一任命。

    在使遼的過程中，面對咄咄逼人的遼國國主，富弼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時而義正詞嚴，時而委婉規勸，經過數輪艱難曲折的談判，最終以“二十萬歲幣”與遼簽訂了和約，使遼國取消了南侵計劃，免去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并帶來了此后長達48年的南北友好。此行，富弼的確不辱使命、勞苦功高。不過，當宋仁宗要任命他為翰林學士時，他非常誠懇地推辭說：“增歲幣并非是我的真實意愿，目前西夏擾邊，朝廷無法他顧，因此，對于遼國的無禮要求，我不能以死抗爭，只好用此權宜之計，這哪有什么功勞呢？賞賜，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后來，宋仁宗擬用富弼為樞密副使，相當于軍機大臣，這種職務只有軍功卓越、年長德高的大臣才可能任命。他“辭之愈力”，宋仁宗改授他為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他接受了。當年7月，宋仁宗任命他為樞密副使。富弼面見宋仁宗說：“目前與遼國修好，邊境無事，百官會說這是使遼之功，一旦遼國撕毀和約，卷土重來，我則百口莫辯，罪不容誅，請您不忘遼國輕侮之恥，臥薪嘗膽，以圖振興。”他把任命詔書當面還給了宋仁宗，再一次拒絕了提拔。

    富弼以京東路安撫使出知青州期間，恰逢河北大水，流民涌向京東。富弼沒有推卸責任，而是設法安置災民，動員所轄地方官府和富戶捐糧救災，開放山林河泊，任流民取以為生，又募數萬饑民為兵，通過多種形式共救活瀕臨死亡的災民50多萬人。為此，宋仁宗要提拔他為禮部侍郎，富弼認為這是作為地方官的本身職責，“辭不受”。

    1055年，經過多個崗位歷練、創造了許多佳績的富弼，56歲時被授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堪稱眾望所歸。1058年，富弼的母親去世，他辭官奔喪。宋代有“丁憂”制度，官員父母去世，應棄官居家守制，服滿再行補職，但對于宰相，皇帝常常在其“丁憂”未滿，就提前召回，稱為“起復”。富弼歸家后，宋仁宗一直沒有安排其他人接任，而是虛位以待。不久，思賢心切的宋仁宗就連連下詔，要求富弼復職，富弼卻以這種只適應特殊情況而設的“起復”制度，不宜施于太平之時為由，連續5次上書，態度非常堅決地拒絕了皇帝的要求。

    富弼一生克己奉公、忠君愛國，年老以后，更不貪權戀位。他入仕50余年，累計拒官近百次，是士大夫間難得的謙謙君子。其實，在宋朝士大夫間，像富弼這樣多次拒官的還大有人在。翻閱《宋史·列傳》，“固辭，堅辭，力辭，辭不受，辭不已，辭不就……”這些在今天看來異乎尋常的詞語，當時的使用頻率卻非常高，俯拾即是。這是為什么呢？

    從富弼的這些拒官行為中，我們可以清晰地了解宋朝的用人方向和官場風習。前面也說了，宋朝取仕講究才學，講究德行，講究能力。違反這些條件，靠送人情走后門拍馬屁之類的手段，是絕對考不出個進士或者狀元來的，是絕對跑不出個學士宰相來的。同時，宋朝士大夫拒官也并非裝模作樣，而是發自內心的。他們一個個都是學出來的、修出來的、干出來的，懂得珍惜崗位資源，講究名正言順，名不正、言不順的突擊提拔和違規提拔乃至暗箱操作，是會被御使們彈劾的，也是會被同僚們恥笑、被唾沫淹沒的。而最為關鍵的是，他們認為當官要有官品，德才與位子相稱；升官要能服眾，名聲與提拔對等。于是，官升得太快時，辭；破例太多時，辭；與孝道相矛盾時，辭；與嫌（避嫌）、親（涉親）、籍（同籍）相沖突時，辭……

    拒官成為宋朝官場風習，許多人甚至數十次、上百次地拒官，便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作者：晏建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