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許之衡在其《飲流齋說瓷》一書中言“吾華制瓷可分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清”，并基于宋代五大名窯等難以逾越的青瓷制瓷技藝水平和成就，心悅誠服地將有宋一代列為中國陶瓷史上第一個全盛時期。宋代五大名窯，其制瓷技藝在社會發展、科技進步中日臻精湛，傳世作品更是登峰造極，值得贊頌；與之相輔且尤具特色的是，自北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朝廷自置、內府監管（制樣）、大匠造器、兵士供役，專門為宮廷燒制非商業產品的窯口，這種毫無商業功利、純粹以追求陶瓷藝術品為根本目的的窯口，不僅將中國高古陶瓷的制作藝術推向了巔峰，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其唯美主義、非功利的藝術實踐和追求，更有著劃時代的重大意義，成為后世陶瓷官窯制度的典范和濫觴。而開先河者，就是宋徽宗在開封親躬創建的“汴京官窯”。
　　　　
    在徽宗“汴京官窯”設置之前，出現了定窯、建窯、汝窯、耀州窯、鈞窯等諸多帶有貢御性質的窯口，且聲譽卓著，享譽天下，代表著當時陶瓷藝術的最高成就，史籍也不乏記載。南宋葉寘在其《坦齋筆衡》中曾言：“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直接申明且確認了定、汝兩大名窯乃朝廷敕命燒制貢瓷的身份。也正如葉寘所言，這些窯口不過是“承命”燒制貢御瓷器而已，因其在“承命”為朝廷燒制貢御瓷器的同時，還要燒制大量的民用瓷器，參與正常的商業活動，以保障其窯口的利潤，維護窯口的正常發展。說到底，這類窯口只能是“貢窯”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官窯”。為此，南宋學者周輝在其《清波雜志》一書中也專門記述道：“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無疑說明了這些燒制貢御瓷器窯口的根本性質，朝廷對其直接控制不假，但其本來身份還是民窯，要注重商業利潤，燒制貢御瓷器只是其生產活動的一部分，更多的產品待“御揀退”，還要拿到市場上去換銀子，其性質即史書上所稱的“民代官燒”或“官搭民燒”，所謂的燒制御用瓷器亦即“貢御”的色彩和榮耀完全是受朝廷之命才稟賦的，這與徽宗按照自己的設計、親自指揮燒制瓷器藝術品的汴京官窯，以及后來南宋“襲故京遺制”所創建的修內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有著本質區別。因為這三個官窯設置的目的，就是不惜成本生產包括御用瓷器在內的國家禮器，以供朝廷自用，除此之外不承擔任何民用商品的生產，為純屬官辦的、只為朝廷燒制產品的“國有企業”，是被皇帝個人和朝廷壟斷的瓷器種類。
　　　　
    基于官窯的該種特性，汴京官窯身份和地位的高貴是顯而易見的，非民窯包括承命燒制御用瓷器的各名窯口所能比肩的。在瓷器作品的設計制作上，官窯專為皇室（朝廷）禮儀需求和文化品位服務的宗旨，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官窯完全不用顧忌藝術創作之外的任何事物，只需窮盡所能、發揮才智即可，根本不存在其值得擔憂的銷售市場、利潤負擔以及生存問題。故從選料到制作再到入窯燒成，官窯精益求精，不惜財力、物力和人力，采用最好的原料用于生產，追求至高的藝術境界，徽宗所創建的汴京官窯更是窮奢極欲。在這樣無上優越的條件和創作環境的保護下，大師巨匠云集的汴京官窯窯口，自是有著驚世作為，不僅造型規整，莊嚴大氣，制作精美，品質優良，也將青瓷的制作技藝，包括釉料配制、工藝質量及審美意趣等，提升到一個嶄新的藝術高度，其作品所洋溢的雍容華貴的皇家氣韻和大氣典雅的美學品味，無與倫比，堪為天下之冠。
　　　　
    北宋官瓷堪稱帝王之瓷，代表著中國陶瓷的經典藝術和燦爛的傳統文化。汴京官窯是宋王朝直接控制而建立的“國有企業”，僅為滿足皇室的需要和徽宗個人對瓷器更高的審美要求，在燒制產品上遠非一般窯口那樣有大規模成批次燒造的能力，只是根據朝廷的需要和徽宗個人的興趣，在向經典方向努力和追求的同時，時燒時停，不斷調整，作品極為精少，罕珍難求，加之其作為專供朝廷禮儀活動之用的性質，毫無流向民間的機會。不要說普通的商賈市民，即便當時為官朝廷的肱骨大臣，非君王所賜，也是求之不得，故其藝術特征及高貴品位難為一般藏家所知，以至后世有人認為北宋官瓷不如被徽宗棄用（淘汰）的汝瓷，也就不難理解了。有句諺語形容北宋官瓷：“識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大意是能得到徽宗賞賜而識得官瓷者，非侯即相，定貴為朝臣，是統轄一方、“出有車食有魚”的坐江山者，絕非一般平民百姓。清代學者陳瀏在其《陶雅》一書中也道：“宋官窯者絕不經見，世人罕能識之者。”說明了北宋官瓷的罕珍和稀有。再加上北宋官瓷本身稟賦的珍貴價值和作為國儀之用的禮器用途，歷史上從沒有也不可能有作冥器陪葬的事例，因此在我國大量墓葬考古發掘中，從沒有墓葬出土的例子。現存的北宋官瓷，基本上都源于清宮，絕大多數收藏在臺北和北京的故宮博物院，據有關資料統計顯示，其總數不超過50件。海外亦有幾家著名的博物館零星收藏幾件。在這種情形下，北宋官瓷的藝術品味和尊貴價值可想而知。
　　　　
    汴京官窯的建置是為社稷、祭祀等國家禮儀服務，滿足徽宗個人的文化愛好以及為皇宮的華貴、莊嚴添彩，其所產瓷器在造型、裝飾等工藝方面，高度體現徽宗的審美意趣，嚴格按照宮廷設計的操作流程及樣式進行燒制，作品基本仿三代青銅器、玉器等古樸典雅的造型，因而北宋官瓷作品極富宮廷用器的莊嚴色彩，多為社稷之禮器，尊貴、端莊、大氣，與民間窯口所燒的日用瓷器迥然有別，內在文化含量和氣質胸襟也是民間窯口追仿不像的，民間使用更是罕見。當然，也正在于朝廷控制力度的嚴格和嚴謹，北宋官瓷絕不會像民窯商品那樣生產，大興競爭、大量燒制，以至熙熙攘攘像趕會那樣去搶占市場。故相比之下，汴京官窯規模可謂小之又小，存世時間（從徽宗大觀元年設置議禮局算起，至北宋滅亡，不過18年左右）也僅付于王朝的基業，成、住、壞、空全隨北宋之興滅，這在客觀上造就了其流星般耀眼而又短促的命運。雖光彩照人，但轉瞬即逝，更加之其作為國禮之用，在當時不會任由各窯口窯系隨意仿制（直至南宋才出現民間仿品，如龍泉、鈞瓷等窯口窯系），且出于朝廷尊嚴，非精品全部加以毀棄和深埋處理，使得瓷片在民間也很難找到。因此，北宋官瓷作品獨具風范，冠絕天下，為王者手筆和社稷神器，因其燒制時間的短暫、傳世器物及資料的稀少和至今未見窯址等因素，為后人留下不少謎團。這讓后人在解讀和仰望北宋官瓷這座巍峨的藝術巔峰時，不能不存有許多遺憾和惆悵，乃至產生許多誤讀及有違客觀事實的臆測，諸如官瓷不如被徽宗淘汰的汝瓷（在未有官瓷時，的確汝瓷為魁）、汝瓷就是官瓷的假說等，均是對徽宗官瓷不了解或沒有上手親自體驗過所致。

    作為北宋唯一的“國有”窯口，借用皇權力量干涉，為達到更高的藝術水平，汴京官窯理所當然地擁有當時最高的燒制技藝，注定不乏超一流的陶藝大師加盟其中，況且徽宗本人就是一位稀世罕有的藝術奇才。此外，以國庫存有燒不盡的銀子之氣度，汴京官窯自設置之始，便不同于其他窯口對制瓷成本的算計和苛求，其配釉原料，包括輔佐的玉石、翡翠、瑪瑙等礦石，無不是上上之選，毫不吝惜。與汝瓷作品部分幾乎露胎的瓷釉對照，北宋官瓷在著釉上，為增加瓷釉肥若堆脂的玉質感，均數次施釉，根本不會算計釉漿的成本和工本。作品溫潤如玉，才是其最高所求。毫無疑問，上好的原料、經典的造型、精到的工藝，以及大師巨匠群賢畢至的風云際會，對完美作品燒成的保證和助益是無以匹敵的。北宋官瓷釉色幽雅沉靜、意蘊深遠的美感，釉質溫潤瑩澈、肥如膏脂的樸和光芒，大小不一、深淺各異的冰裂紋片，均不乏寶石、瑪瑙潛在的光輝和神韻，是只作為承命燒制貢御器皿的窯口（如汝瓷等）無法匹敵的。可以這樣說，北宋官瓷造型莊重古樸、釉色潤美如玉、紋片冰裂如波，乃至口沿微微泛紫、足底褐紅如鐵等清籟幽韻、趣雅拔俗的典型藝術特征之形成，徽宗的美學思想和大師功力深厚的制作技藝是一方面，上好的釉料配比及珍貴的輔佐性原料的不吝使用也是必不可少的。明代學者高濂在其《燕閑清賞箋》一書中比較官、哥二窯的作品時道 “官窯質隱紋如蟹爪，哥窯質隱紋如魚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對官窯上好的原料使用也以予確認。后世許多仿造者一直未能超越北宋官瓷的藝術高峰，或者不能抵達北宋官瓷的精美品質，不僅在于未諳北宋官瓷燒制技藝之精髓，更在于對釉料配制的選擇和使用的局限上。藉此而言，北宋官瓷之驚世創造和不朽藝術，也非徽宗這個奢侈不已的花花帝王出手不可：“貢篚銀貂金作籍，官窯瓷器玉為泥。”（南宋馬祖常詩）于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