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荊任桂陽太守時，該地“風俗脆簿，不識學義。荊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延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孟嘗任合浦太守時，“郡不產谷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是宰守并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恥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于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末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第五訪任新都令后，“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后升任張掖太守，遭遇“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賦人。……由是一郡得全。歲余，官民并豐，界無盜賊。”劉矩任雍丘令時，“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遣者，皆推尋其主。”劉寵任東平令時，“以仁惠為吏民所愛”。后轉任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仇覽為浦亭長時，“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有限，雞豚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奈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鸤梟哺所生。”’童恢任不其令時，“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吏若稱其職，人行其善者，則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凈，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入歸化，徙居二萬余戶。”

    兩漢循吏雖然主張“德主刑輔”，以教化導吏民向善，但也并非不重視法禁的懲治作用。這一點與儒家思想并不矛盾。儒家代表人物從來不否定法禁的作用。孔子提倡“以直錯枉”。荀子主張對悖亂行為“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兩漢循吏中不少人兼習文法，對國家的各種法令條規非常熟悉。面對社會上的邪惡勢力，他們也敢于出手嚴懲，決不姑息養奸，同時又能公平執法，避免草菅人命。如西漢公孫弘認為游俠郭解蔑視國家法律禁令的行為決不能姑息，建議族滅他的全家。這對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正常秩序是有好處的。兒寬、黃霸在行政中也敢于以刑罰打擊惡勢力。東漢任延任武威太守時，該郡將兵長吏田紺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將紺系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及聚合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王渙任溫令時，“縣多奸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后任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又能以譎數發摘奸伏。京師稱嘆，以為渙有神算。”永和年間，又有任峻任洛陽令，他“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奸盜，不得旋踵”。孟嘗任會稽郡戶曹吏時，碰上上虞寡婦的冤案。該縣一寡婦侍養其婆母至孝。婆母年老壽終后，小姑“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孟嘗“先知枉狀，備言之于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后換了殷丹做會稽太守，孟嘗即至郡“具陳寡婦冤誣之事”，殷丹重新審理該案，為寡婦平反，“刑訟女而祭婦墓”。兩漢的循吏與酷吏都重視刑罰的作用，認識到法律對于維護國家尊嚴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所不同的是，酷吏執法特別嚴苛，有時公然在執法時違法，甚至貪贓枉法，草菅人命。而循吏則是德主刑輔，以刑罰作為教化的補充，同時堅持公正執法，平反冤案，執法中也充滿人情味。

    儒家堅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堅信“身正令行”的為政之道。兩漢循吏大都具有嚴格、強烈、自覺的自律意識，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努力塑造道德完人的形象。他們忠于君王，忠于職守，忠于國家的各項政紀法規，公正執法，清正廉明，自奉簡約，生活清苦。如朱邑“為人諄諄，篤于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余財”。宣帝下詔表彰他“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強外之交，束修之饋，可謂淑人君子”。任延拜武威太守時，光武帝親自召見，勸他同上級搞好關系，“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任延卻義正詞嚴地回答說：“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劉寵任會稽太守時，政績卓著，特別是解決了以前官吏擾民的許多苛政，得到百姓的衷心擁載。在升為將作大匠離開會稽時，百姓萬人恭送。其中有山陰縣“尨眉皓發”的“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每人帶一百錢執意送給劉寵。劉寵非常感動，慰勞他們說：“父老何自苦？”他們回答說：“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圣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劉寵聽罷，愈加感動，動情地說：“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于是從每人手里選一枚錢留做紀念。劉寵入京后，一路高升，歷任司空、司徒、太尉等高官，但一直“清約省素，家無貨積”。由于他一貫穿著樸素，外出辦事更是輕車簡從，因而不熟悉的官員簡直認不出他是京城的高官。有一次他從京師出發去外地，有關部門通知沿途亭舍接待。可他們一行到一亭舍欲休息時，竟遭亭吏拒絕，理由是“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其實自己正是他們要接待的官員。面對拒納，劉寵不加辯白，“無言而去”。最典型的應數楊震。他被任命為東萊太守后，由京師赴任路經昌邑（今山東金鄉）。此時的昌邑令王密正是他當年任荊州刺史時舉薦的茂才，他對楊震一直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今日得見，很想對師尊有所表示。于是“夜懷金十斤以遺震”。楊震生氣地質問：“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悄聲說：“暮夜無知者。”楊震正色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只得羞愧而出。楊震又轉任涿郡太守。由于一直廉潔自持，家屬都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后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東漢還有一位羊續，事跡堪與楊震媲美。他任南陽太守時，“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后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后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袛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羊續官聲甚佳，后來漢靈帝欲以羊續任太尉。按當時的慣例，正式任命下達前，被任者必須輸東園禮錢千萬，算是對皇帝的孝敬。屆時，令中使前去升遷者之家，監督錢入東園。“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中使至羊續家，滿以為會滿載而歸。可遇到的是羊續不亢不卑的面孔，他“舉缊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中使回復靈帝，羊續的太尉之職也就泡了湯。兩漢循吏們之所以都能自奉簡約，生活清苦而又心理安然，不以為苦，就在于他們自覺真誠地追求儒家設定的“仁人”境界，能夠以嚴格的自律規范自己的行動，視名譽為第一生命。不僅能夠抵拒財富的誘惑，而且能夠經受住生死的考驗。還以楊震為例。他后來歷官司空、太尉，達到東漢官吏的最高級別，可是此時的東漢政治已步入外戚、宦官交替擅權的惡性循環。楊震數次上書，要求對外戚宦官的橫行無忌、貪殘枉法加以裁抑。宦官樊豐與大將軍耿寶勾結起來，誣陷楊震對皇帝“深用怨懟”。昏憒的安帝即下詔令楊震罷官“遣歸本郡”。楊震自洛陽西行返鄉，走至城西幾陽亭，決心以自殺表明自己的清白。他悲憤地對兒子和自己的學生說：“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顯然，楊震以自己對生的執著和死的無悔實踐了儒學“知其不可而為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生理念。

    儒學的創始人孔子相信，以德治國，以德行政的人會得到百姓的擁戴，“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政績卓著者也會名聞遐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由于兩漢循吏在任上大都辦了許多利國利民的好事，更加上不枉不貪，清貧自守，在貪殘枉法成風的社會里就猶如清水芙蓉，展現出無限的魅力，因而得到百姓的衷心擁戴和傾情歌頌。正如《漢書·循吏傳》所做的評論，他們“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塵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然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如文翁死后，蜀“吏民為之立祠堂，歲時祭禮不絕。”朱邑因起自桐鄉嗇夫，他了解桐鄉百姓對自己的感情。死時囑其子葬自己于桐鄉。果然該地百姓共為他“起冢立祠，歲時祠祭”。召信臣任南陽太守時，甚得吏民愛戴，“號之曰召父”。任延任九真太守四年后調回洛陽，九真百姓不忘他的功勞，“生為立祠”。王渙死于洛陽令任上，消息傳出后，“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稱奠醊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桉于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亨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許荊為桂陽太守十二年，“父老稱歌”。死后，“桂陽人為立廟樹碑”。孟嘗為合浦太守，因病離職時，“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循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劉寵任東平陵令時，“以仁惠為吏民所愛”。后因病辭官時，“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百姓對循吏的懷愛和追思完全出于至誠，因為在他們倍受官府壓榨盤剝的生活閱歷中，循吏畢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定公平的生產和生活的環境以及比較順暢的喘息的時機。在廣大百姓自己不能代表自己而渴望好皇帝和好官在上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的時候，循吏自然成為他們崇拜與謳歌的對象了。兩漢皇帝也表彰循吏，多次下詔將他們樹立為百官的楷模。因為他們知道，只有循吏才能使治下的百姓安心生產，為封建國家提供源源不絕的賦稅和徭役。漢宣帝一席話道出了所有皇帝的心聲：“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為良二千石乎！”然而，在封建皇朝數以萬計的官僚隊伍中，循吏猶如鳳毛麟角，實在太少了，兩漢四百多年中載入《循吏傳》的官員不過40人。所以東漢的鄧太后也在詔書中慨嘆：“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原因其實并不復雜，因為封建皇朝的官僚體制是一個大量產生佞臣的機制而不是產生循吏的機制。主要依靠個人嚴格自律產生的循吏也就只能寥若晨星了。

    應該說，儒學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觀念哺育了兩漢為數甚少但足可做歷代官吏楷模的循吏，循吏則以自己的行政實踐和人格魅力展示了儒學精華的光輝。二者良性互動，相得益彰，共同繪制出兩漢官場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