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莽未動用一兵一卒就能夠在萬民擁戴下輕易奪取漢家江山，實在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但也正是這種特殊的和平奪權方式注定了新莽政權對前朝的政治勢力、利益結構幾乎沒有觸動。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政權其實就是西漢王朝的借尸還魂，西漢末年出現的所有社會問題在新莽政權中依然存在。從統治模式轉型的角度看，新莽政權已經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其滅亡是歷史的必然。

    本文摘自：《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作者：陳忠鋒（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淮北煤炭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原題：《從秦政和王莽“新政”看統治模式轉型的重要性》

    一、問題的提出

    無論是秦之敗亡，還是王莽身滅，都是治史者頗感興趣的話題，至今不衰，然而長久以來，學界對秦之敗亡多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考察，從而得出秦亡于暴政的結論①，這個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總有千人一面之感。近年來，王紹東先生從文化的角度入手，通過分析秦文化的特點，揭示秦朝遽興遽亡的歷史文化因素②，頗有新意；對于王莽，學者也多從文化史的角度探究其興亡，如閻步克先生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從西漢中后期的政局變動探討了王莽代漢、王莽變法和變法失敗的政治文化原因，而將秦亡和新莽敗亡聯系起來考察的，學界并不多見。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③，筆者擬從統治模式轉型的角度，來探究二者遽興遽滅的共性。

    所謂統治模式，亦稱政治模式或政府模式，都是指政府體制或職能。秦統一全國后，秦的政府體制及其職能較之戰爭時期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仍然沿用戰時體制，以“法治”為內核，以鎮壓為政府主要職能，無論是秦始皇還是秦二世都沒有適時地轉型統治模式，結果二世而亡；王莽建立的新朝是漢末政權的延續，它不但容納了漢末統治模式的所有弊端，甚至變本加厲，王莽雖然進行了種種努力，試圖轉型統治模式，但新朝已經喪失轉型統治模式的所有空間，結果也一世而終。東漢班固曰：“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①南朝史學家沈約也有類似感嘆：“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②無論是班固還是沈約都把秦政與王莽“新政”，始皇與王莽放在一起加以對照，試圖找出二者“其興也勃，其亡也忽”③的共同原因，這的確是個有價值的話題。但我以為二者絕不能等量齊觀，它們形異神亦異。

    二、秦政與秦之敗亡

    戰國時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實施變法，秦國很快就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因此法治思想開始在秦國大行其道，“故自商鞅變法以后，法家思想亦逐漸成為秦國的立國精神”④。秦始皇統一全國后，更將法家學說作為主導的治國理念，讓李斯主持修訂法律，事無大小皆決于法，“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下也”⑤。但結果卻二世而亡。秦的遽興遽亡給漢初統治者以強烈震撼，總結秦亡教訓成為漢初統治者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漢初“三賈”（陸賈、賈山、賈誼）各自提出秦遽亡的原因以及使漢朝長治久安的施政方略。陸賈提出了“馬上馬下”說和“逆取順守”說：“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⑥孝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⑦。賈誼則提出“攻守異勢”說：“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⑧無論是陸賈、賈山還是賈誼都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秦始皇雖然通過不正當手段取得天下，但是如果秦始皇在國家統一后能轉變統治模式，從法治轉向儒家王道政治，秦朝的歷史一定會完全不同。

    對于“逆取”說，我不敢完全茍同。“逆取”的字面意思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獲取，這里主要指武力奪取。其實武力也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意義是毋庸置疑的，這里不再展開。然而“順守”說、“攻守異勢”說則能給我們深刻的啟發，這實際上已經言及到了統治模式轉型在國家政權建設中的重要性。

    其實，秦統一全國后，的確有兩次絕好的統治模式轉型機遇。第一次是在統一后的初期。其一、具有良好群眾基礎。經過春秋戰國長期的戰亂，廣大人民強烈要求政府能夠轉變政策，行仁政，去法治，發展生產，與民休息，這是統治模式轉型的良好群眾基礎。“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⑨其二、具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國家統一帶來的相對安定的局面也為統治模式的轉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以上兩點學者們已有論述⑩，不再贅述。

    還有幾點應引起人們格外注意：其一、充分的權力保障。在統一戰爭中秦始皇樹立了巨大的個人威望，也為他在全國推行新模式提供了權力保障。其二、君臣關系相對和睦。秦朝在立國之初沒有大肆屠殺功臣，沒有出現后世“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悲劇，因此君臣關系相對和睦。蒙恬對秦王朝就絕對忠誠，即使在秦二世賜他死時，手握重兵的他都沒有反抗朝廷①。加之，秦朝初年吏治尚未腐敗，“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②。閻步克認為：“其吏治也并不腐敗，其吏員的士氣和效率看上去甚至還是相當之高的。”③這為秦模式的轉型提供了良好的組織保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秦初階級矛盾還不十分尖銳，土地兼并也不十分嚴重。這為秦始皇轉變統治模式提供良好的土壤。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秦始皇沒有順應人民和時代的要求實現模式的轉型，繼續沿用法治模式，甚至變本加厲，走向其反面。“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跡，以制御其政，后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④這里的“其道不易”、“其政不改”都證明秦朝統治者實現統一后，仍然采用戰爭時期崇尚武力，以法治為主的治國模式，實行暴虐統治，使秦民大失所望，秦朝也走上了自我滅亡之路。

    第二次是在秦始皇去世之后。苦難中的秦民又把希望寄托在秦二世身上，渴望新帝能夠轉變政策，行仁政，“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⑤歷史再次賦予秦王朝新的機遇，只要秦朝能轉變模式，完全可以實現王朝的中興，后世的歷史已經證明這一點。漢武帝統治時期，窮兵黷武，使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幾乎走亡秦之路。正如司馬光所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奢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無幾矣！”⑥。然而，武帝能及時轉變統治模式，晚年實施三大措施，其一是征和四年下“輪臺罪己詔”，罪己謝天下，求得人民諒解；其二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思富養民；其三是讓霍光輔佐幼帝，“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⑦，西漢成功實現統治模式的轉換，出現了“昭宣中興”的局面。反觀秦代即位的秦二世沒有把握住歷史賦予他的機遇，繼續奉行秦始皇的暴虐政策，有一組材料可以證明二世的統治較之于秦始皇未發生任何變化，甚至變本加厲：“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后奸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⑧；“刑者相半于路，而死人日積于市”⑨；“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⑩；“秦二世尚刑而亡”。此外，秦二世還迫使公子扶蘇，大將軍蒙恬自殺，將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碟死於杜。丞相李斯被腰斬。結果導致“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的局面。二世對功臣和皇室的大肆屠殺使統治階級內部瓦解，對人民的暴虐又使他失掉了最后的群眾基礎。秦朝也徹底喪失了模式轉型的最后機遇和空間，走上二世而亡的道路。

    也有學者認為，秦統一后實現統治思想和政策轉變的可能性太小了。主要理由是：其一，秦滅六國后，面臨的形勢非常復雜（這從秦末農民戰爭爆發后的情況可見），客觀形勢不允許它去實行仁政；其二，孔子西行不到秦，秦國沒有儒家的傳統；……其四，秦國是靠法家起家的，它滅六國也是靠的法家，秦國和秦始皇的經歷使他們認為法家有用，要他們在統一后立即棄法用儒，是根本不可能的①。這些理由概括起來主要有兩點：形勢復雜，無儒學傳統。所謂的這些理由，根本經不起推敲。實際上，秦初面臨的形勢遠沒有漢初復雜。秦初面臨的主要威脅是邊患和六國復辟勢力。而漢初既有邊患危機，更有內部功臣將領的割據勢力以及諸侯王國勢力的日益坐大而形成對中央的嚴重威脅，正如賈誼所說：“（漢初）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②第二個理由更站不住腳，漢初君臣多起于草莽，更無多少文化可言，高祖劉邦也是起自民間的“布衣無賴之徒”。然而，正是這批“少文多質”的君臣，卻實現了從“秦政”到“漢政”的偉大轉型（當然漢代的統治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漢代的統治模式也有三次轉型），奠定了近四百余年漢朝江山的政治根基。可以這樣說，和平建設時期到來之后，借口種種理由，繼續沿用戰時的極權模式，拒絕轉型統治模式，只能加速新政權的崩潰，這樣的歷史教訓是十分深刻的，中外皆有，概莫能外。

    古往今來，談論秦亡的人何其多也。但大多數都將秦亡的罪責歸結在秦始皇和秦二世身上，甚至從二人的性格特征、氣質解析秦亡的也大有人在，這似乎過于疏闊，而且很容易滑進唯心主義的泥潭。徐復觀說：“但秦政的性格，已客觀化而為專制政治制度，于是秦政個人的性格，也即專制政治制度自身的性格。在此制度下，縱使皇帝不是秦政一樣的剛戾自用，但由此制度必然產生的外戚、宦官、權臣，也必剛戾自用。”③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性格其實是社會政治模式、專制制度“異化”的產物，而不是他們的性格“異化”成秦暴政模式。秦始皇和秦二世沒有順應時代的要求完成統治模式的轉型，這才是秦遽興遽滅的根本原因。從統治模式轉型的角度解讀秦亡的原因無疑能給我們新的線索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