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們將豪民規定為一個社會階層僅僅是就其基本特征來劃分的，如果從整個社會階級關系變動的宏觀角度觀察，豪民實際上是一個界于官民之間不斷流變的地方階層，它既能破落為一般民戶甚至取庸為奴，又能通過各種途徑為官，尤其是一些擁有前代名門望族淵源的豪民，或因時際遇而顯赫一時的官宦后裔，更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從其上升趨勢來說，漢代豪民的最終歸宿是逐漸同官宦之家合流，進而演變為以大地產為基礎的門閥世族，如南陽樊氏即是一典型例證。但這只是一種趨勢，一種整體動態，而非一個個具體個案的累加。在豪民向官宦士大夫轉化的歷程中，兩漢之際的社會大動蕩為其提供了一次天賜良機。在反莽斗爭中，先有鉅鹿著姓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受牽株連的“郡國豪杰數千人”；后有劉氏宗族、州郡長吏、地方大族四處并起，從而促成了豪民與士大夫集團的合流。其中許多家族歷久不衰，成為魏晉門閥世族的前身。

    本文摘自：《史學月刊》2000年第04期，作者：王彥輝（作者系吉林敦化人，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原題：《漢代豪民與鄉里政權》

    鄉里政權是漢王朝派出的最基層政權組織，鄉官里吏盡管大多不是國家正式命官，但職責重大，承擔著攤派徭役、征收賦稅、率民為善、受理訴訟、監督戶口年紀等職能。他們既是鄉里政權的執掌者，又是鄰里鄉黨的“長者”，不僅平時影響鄉黨輿論，而且政局動蕩還能左右人心向背，構成漢王朝最基本的政權基礎。伴隨封建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的演變，異軍突起的豪民地主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逐漸把持了鄉里政權乃至郡縣右職，他們既是漢王朝對庶民百姓實現封建剝削的依靠力量，也是漁肉鄉里、破壞封建秩序的罪魁；既是漢政權維系封建統治的重要支柱，也是滋生地方分裂勢力、瓦解劉氏王朝的掘墓人。

    一

    豪民在兩漢書中或稱豪富民、豪強、豪右、豪大家、大姓、著姓、強宗等，后避唐諱亦稱豪人。豪民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伴隨封建私有制經濟的不斷深化而形成的一個新生社會階層。其本質特征有三：一是“無尋尺之祿”（注：《國語·晉語八》。），即司馬遷所謂“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的“素封”（注：《史記·貨殖列傳》。），仲長統形象地喻為“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注：《后漢書·仲長統傳》。）。即不享有賦稅徭役優免特權的非身份地主。二是家資巨萬，農、林、牧、副多種經營，即“庶人之富者”，是一些生財有方，善于在各種經濟領域發財致富，“以利相欺”的惟利之徒。其發展途徑大致經歷了營商取利、致力工虞、兼營農業等幾個階段而成長壯大。三是在社會上活動能量極大，上可以“交通王侯”，與官府分庭抗禮，下則“武斷于鄉曲”，“刺客死士，為之投命”，即庶民之豪者。

    漢代豪民的形成大致有三個途徑：

    前代貴族后裔前代貴族后裔延續到兩漢，且在史書中留下筆墨的，以六國貴族最具代表性。六國貴族雖經秦代的鐵血鎮壓和秦末農民起義的沖擊，傳統勢力受到極大摧殘，但在漢初寬松的政治、經濟氛圍下，一些支脈疏屬又轉而從事工商，變成商賈豪民。正如司馬遷所云：“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注：《史記·貨殖列傳》。）諸田當然就是齊地遷至關中的齊國舊貴族。這類豪民經武帝打擊曾一度破敗，但宣元以后又死灰復燃，且在經營方式上轉向綜合發展的道路。作為東漢田莊經濟典型素材的南陽樊氏，因與劉秀的特殊關系在政治上曾大放光彩，但考其家世，卻是由前代舊貴族轉變而來的鄉里豪民，按《中常侍樊安碑》：樊氏出于周宣王時佐命功臣仲山父，“食采于樊，子孫氏焉”（注：洪適：《隸釋》第6卷，第78頁。）。這個譜系可信程度并不高，但依《左傳·定公四年》、《國語·周語上》、《續漢書·郡國·河內郡》及劉昭注等史書的記載，樊氏乃殷周大姓，南陽樊氏追認仲山父為其先祖，范曄對此并不懷疑，說明樊氏確實出自前代貴族。奉職三朝、位極三公的第五倫，“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第五倫在兩漢之際率宗族閭里筑營壁自守，“銅馬、赤眉之屬前后數十輩，皆不能下”（注：《后漢書·第五倫傳》。）。宗族勢力的強大，由此可見一斑。他不僅營理田業，還到太原、上黨一帶販鹽，是典型的豪民身份。

    農工商賈畜長這是在漢初“休養生息”政策的滋潤和放寬工商業禁令的驅動下，“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的新生代，也是一個不斷產生、消長不定的社會群體。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不同行業——農、林、牧、副、漁——的佼佼者，認為“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此外，還有大冶鐵家蜀卓氏、程鄭、宛孔氏、曹邴氏，大鹽商刁間，畜長橋姚、卜式，大商賈師史等。這些農工商賈畜長皆家貲巨萬，“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武帝“告緡”之后，這類豪民也一度消沉，靠鹽、鐵等特殊商品產銷致富的渠道亦被堵死，但在經常性的商品交易中發達的商賈豪民不久又重新抬頭，元、成間“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萭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注：《漢書·王尊傳》。）。嗣后，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等并“為天下高貲”（注：《漢書·貨殖傳》。）。

    豪杰并兼之家是伴隨土地私有制程度的加深而以營農為主的豪民，大致由罷官之家和鄉里豪民構成，在職官吏“豪猾并兼”不在論列。在以人治為基本特征的封建社會，為官一方，豈止十萬雪花銀，更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為此，很多罷官之家及官僚族屬或逐商賈之利，或兼并役使，族勢聲望決不亞于工商之豪。如平通侯、中郎將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自稱“惲幸有余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但因商賈乃“下流之人，眾毀所歸”（注：《漢書·楊敞傳附楊惲傳》。），故有身份地位的士人盡管賦閑鄉里，受社會輿論的掣肘亦不輕易為之，按他們的理財觀念，兼并役使方為正途。如內史寧成脫罪后，“乃貰貣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注：《漢書·酷吏傳》。）。燕相灌夫免官居家，“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注：《漢書·灌夫傳》。）。

    豪杰是一個內涵較廣的概念，可從智謀、勇武義項定義，如《淮南子·泰族訓》說：“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杰。”它更多應用于戰亂或社會秩序不穩的年代，政局平穩之時也往往沿用，既可指稱官貴，亦可指稱游俠、豪民。如黃霸“以豪杰役使徙云陵”，師古注云：“身為豪杰而役使鄉里人也。”（注：《漢書·循吏·黃霸傳》。）李善注兩漢奉行的“三選七遷”，“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諸陵”（注：班固：《兩都賦》，載《文選》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頁。）。這類豪杰無疑指豪俠并兼之家，而當秦末、莽末，天下喪亂，史書中連篇累牘的所謂“豪杰”則相對寬泛。

    總之，豪民是一個包容極廣的社會階層，我們為行文需要雖然可以從來源上權作分類，但實際中其身份相當復雜。大體來說，漢初至武帝“告緡”，是漢代豪民的形成期，這一時期的豪民以工虞商賈最為活躍，在致富類型上具有單一經營的特點，兼并土地、購置地產的現象還不普遍。“告緡”以后，商賈豪民沉寂了很長時間，元、成以后商賈豪民又重新崛起，并在社會上興風作浪，但鹽鐵巨富、子錢家在歷史上消失了。值得注意的一個新動向是：經武帝的嚴厲打擊，新興的各類豪民在投資理念上發生逆轉，“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致富守產論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土地兼并問題日趨嚴重。而且，豪民地主在經營方式上不斷走上綜合發展的道路，田莊成為豪民經營地產的主導形式，東漢時期尤甚，這就使豪民在類型上的相對分野變得更加模糊。

    二

    豪民擁有雄厚的財力，必然會對社會施加影響，或兼并役使，或插手吏職，甚者起兵反叛、割據一方。但從總體上看，在王朝政治相對清平的條件下，豪民的影響還主要局限在地方，特別是鄉里。鄉里是漢代最基層的行政單位，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志》，鄉設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孝悌、力田等，“三老掌教化”，職在以德化民；“嗇夫職聽訟，收賦稅”，為鄉府的實際行政長官。其中，有秩、嗇夫、游徼雖由郡縣屬吏下派（注：參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臺灣長達印刷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5頁。），但性質仍屬鄉官。每縣的轄鄉數，論者或以為3鄉有余（注：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87頁。），或以為應在4鄉至5鄉之間。鄉下設里，里設里正（或稱典）、里魁、里胥、監門、假士等，管轄100戶至50戶不等。每鄉的轄里數，或以為西漢時較大的郡、縣，一鄉管轄100個里；中等縣轄里70左右；小縣小鄉轄里20至40左右（注：何雙全：《〈漢簡·鄉里志〉及其研究》，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頁。）。多年來，因文獻對鄉里組織的記載掛一漏萬，居延等地相關簡文又過于零散，論者雖然在探幽索隱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對許多問題仍然見仁見智，存疑待考。今據《尹灣漢墓簡牘》釋文，可大致說明如下問題：一、《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一句，中華書局點校本句讀不誤，尹灣簡《東海郡吏員簿》中“鄉有秩”與“鄉嗇夫”是分列的，即“鄉有秩”是有秩嗇夫的略稱，“鄉嗇夫”是無秩嗇夫，但不能把“有秩、嗇夫”連讀，若此，則少了“嗇夫”一職。二、《百官公卿表》、《百官志》中所載鄉官吏員是就鄉級政權設置的一般制度而言，并非每鄉均按這種編制全額設置，如尹灣簡鄉有秩凡24人（其中1縣不明）、鄉嗇夫137人，合計不滿《集簿》的“鄉百七十”（注：簡文“鄉百七十”后缺一字，但從后文“鄉三老百七十人”來看，此鄉數不誤。），說明個別的鄉既未設“鄉有秩”，亦未設“鄉嗇夫”，或以鄉佐代理，亦未可知。游徼也非每鄉一人，簡文僅82人，或者一名游徼兼管數鄉，因無直接證據，只能存疑。三、每縣的轄鄉數不能籠統地按平均數值去理解，因聚落、人口的多少，鄉的設置參差不齊，《續漢書·百官志》所云“凡縣戶五百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只是一個大概的規定或推算，而非最多以四鄉為極限。據筆者統計，東海郡各縣轄鄉數少則1鄉，多則14鄉。四、按尹灣簡，“里二千五百卅四”，每鄉平均管轄18個里，大概每鄉轄里數在同一個郡或縣亦存在較大差別，不能按大、中、小縣一概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