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政”與王莽身滅

    當前，人們對王莽及其改制的評價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對王莽的敗亡，自古以來卻是高度的一致，“復古說”、“逆流說”居絕對的主導地位。王莽新朝的政府體制及其職能（亦即新朝的統治模式）較之西漢末年未有根本的變化，漢末出現的社會危機是這一統治模式出現嚴重問題的集中反映；王莽大規模的“復古”改制，從表象看是試圖轉型統治模式，然而，由于新莽政權建立的特殊性，在這種政權下大規模的制禮作樂不但于事無補，反而會加重統治危機，從統治模式轉型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新政”不是王莽政權敗亡的必然原因，王莽只是西漢末年地主階級腐朽政權的殉葬品而已。

    1.漢末的社會危機

     西漢末年，出現嚴重的統治危機。宣帝以后，西漢國運開始衰落。元帝沉溺于聲色，奢靡無度，成帝劉驁治國無能，荒淫有術，哀帝則癖愛男色董賢，賞賜動輒千萬，董賢死，家財竟達四十三萬萬錢。王船山感慨地說“夫失天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為之”④。公卿貴戚、官僚貴族也競相淫侈，貪贓枉法，吏治混亂之極。元帝初即位，匡衡就上奏說：“今天下俗財好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①成帝時，王氏家族更是權傾朝野，聲威顯赫，把持朝廷要職，作威作福。“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②哀帝時佞臣董賢，靠著皇帝的寵幸，極盡腐化墮落，“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③。西漢地主階級的腐化，吏治混亂由此可見一斑。至此西漢統治集團已經分崩離析，盡失人心，王朝大廈的根基已經動搖，行將傾覆。農民的奴化流亡也相當嚴重。地主階級的腐朽生活必然建立在農民階級的悲慘生活之上。一般說來，統治階級越富有，被統治階級越貧困，他們之間成反比關系。西漢末年，土地兼并之風愈演愈烈。與土地兼并現象相伴隨而來的必定是小農經濟的破產，失去土地后的農民，要么流亡、要么淪為奴婢、要么成為佃農，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下的必然規律。成帝時“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萬數”④。哀帝年間更是出現了農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的悲慘局面⑤。西漢末年，加之自然災害較多，流民問題更加嚴重，成為危及西漢統治秩序的最為嚴重的問題。成帝陽朔二年，“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⑥。哀帝建平三年，“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⑦。破產流亡的農民究竟有多少，難以準確統計。但是，這個龐大的群體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賑濟和安置，就會為了生存鋌而走險，從而對西漢政權構成直接威脅。“廣大的貧民問題，流民問題，當然是政治上的最嚴重，最根本的巨大問題，也即是政治上所應首先解決的問題。”⑧而西漢政府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如此嚴重的流民問題。流民對政府的最后一絲希望也破滅了，暴動就成為他們向政府表達不滿的主要手段。哀、平年間，流民暴動非常頻繁，而此起彼伏的流民暴動又證明了西漢政權已經徹底喪失人心。地主階級的腐化墮落，導致統治集團內部分崩離析；農民階級破產流亡或賣身為奴婢，形成與地主階級無法調和的矛盾。西漢皇帝都認為“亦極亂耳”⑨，漢成帝也哀嘆“不救之患日寢屢深”⑩。西漢王朝已黃昏屆臨，走到了歷史的盡頭，是誰也挽救不了的，“像西漢后期五德所論，該換德了，就是隆德積善，也不能改變改朝換代的命運”。

    2.“新政”與王莽敗亡

    王莽未動用一兵一卒就能夠在萬民擁戴下輕易奪取漢家江山，實在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事件。但也正是這種特殊的和平奪權方式注定了新莽政權對前朝的政治勢力、利益結構幾乎沒有觸動（僅皇室利益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我們只需要看看王莽的政府組織是如何構成的，就可知道新莽政權的實質：“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后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余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①王莽政府集團中的輔國重臣王舜、劉歆、平晏都曾經在西漢為官，統治階層的政體利益除了前朝宗室外，基本上沒有觸動，沒有本質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政權其實就是西漢王朝的借尸還魂，西漢末年出現的所有社會問題在新莽政權中依然存在。從統治模式轉型的角度看，新莽政權已經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其滅亡是歷史的必然。

    從一般意義上說，改革與革命都是變革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手段，然而王莽“新政”，卻是“在一個錯誤的前提下，采用錯誤的方式，進行的一次錯誤的社會改良”②。可以這樣說，王莽不改革是等死，適度的改革是緩死，劇烈的改制只能是速死。然而“性躁擾，不能無為”③的王莽當然也不甘平庸，高舉儒家王道理想的大旗，以《周禮》為理論依據，以“先王之制”為模式，全面改造新朝社會，在經濟上：進行劇烈的土地變更、頻繁的貨幣改革、細密而又嚴厲的工商管理改革；在政治上，進行官制、爵制、行政區劃等等改革。對王莽“新政”，錢穆先生有一段贊嘆詞：“莽建設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漢廷儒生誠心擁戴矣。”④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無益的，相反只能加速新莽的敗亡。所謂改革，從某種角度上講就是削弱或剝奪利益集團的某些既得利益，因而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劇烈反對，更可怕的是王莽“新政”還要由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來執行，后果可想而知，他們必定會千方百計地把損失轉嫁到人民群眾的頭上，許多很好的措施反而成了殘害人民的工具，王莽的善政也變成新的暴政。其結果只能是加速滅亡。

    綜上所述，王莽“新政”與王莽的敗亡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即使王莽不改革，新莽政權一樣會滅亡，因為歷史沒有賦予新莽政權轉型統治模式的任何空間了，王莽從劉漢王朝手中接過來的就是一個危機四伏、不可救治的爛攤子，王莽只是西漢腐朽政權的替罪羊罷了。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本不是統治階級內部可以解決的問題，在王莽之前有人提出的種種改良方案均未能實現，就已證明了這點。從統治模式轉型的角度來看王莽的敗亡，比單純從“復古說”、“逆流說”更能讓人透過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的本質與發展規律，也能給我們解讀王朝興衰以新的線索，給后人以深刻的啟示。（原標題：王莽新朝一開始就背負了西漢的原罪 滅亡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