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有這個想法的時候，宋英宗還在世。司馬光首先寫出《歷年圖》，將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顯德六年之間的歷史編成一個年表，看上去很直觀；接著，他又利用業余時間，編撰了《通志》8卷，敘寫戰國至秦的編年史，這是《資治通鑒》的原名。

　　英宗看完初稿后，認為很好，鼓勵司馬光繼續編撰。于是司馬光選拔助手繼續編寫，書名暫定為《論次歷代君臣事跡》，這已經有點兒帝王教科書的味道了。英宗死，神宗立，神宗一眼看出此書有“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作用，可讓君王從中借鑒經驗教訓，于是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自動筆寫了一篇序言。

　　司馬光選定的助手，都是當時一流的學者：他們是司馬康、范祖禹、劉恕、劉攽。其中司馬康是司馬光的兒子，但非其親生，因司馬光無子，過繼了這個兒子。這些助手在東京已收集了４年資料，１０７１年初夏，他們又跟著司馬光來到洛陽，成立了書局，專門編著《資治通鑒》。

　　這是一個浩大的編寫工程，司馬光給助手進行了分工，開始時由劉攽整理漢晉南北朝史料，范祖禹整理唐代史料，劉恕整理五代歷史，后來經過調整，讓劉攽整理兩漢歷史，劉恕整理三國至南北朝歷史，范祖禹整理唐代歷史。

　　編書的所有費用，均由國家財政開支。皇室還把３４００多卷典籍送給司馬光，皇家圖書館龍圖閣、天章閣等，也都對司馬光及其助手開放。所以《資治通鑒》的取材十分廣泛，引用書目很多，資料翔實可靠，故古今方家均愛此書。1912年，年方19歲的毛澤東，在湖南省立高中讀書時，從國文教員胡汝霖那里借到此書，深為書中內容所吸引，從此，《資治通鑒》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他行軍打仗時也要帶上此書，一生讀了１７遍。

　　二

　　這本好書，就是在洛陽編寫成的。

　　許慶西領我來到司馬小學門前，指著一排教學樓說：小時候還能看到祠堂老房舍，祠內有司馬光彩塑像。校園中的一個大殿，幾年前還存在，為了蓋教學樓，拆掉了。老先生感嘆：太可惜了，如果不拆掉，大殿就是標志，殿北就是獨樂園的具體位置，就是編著《資治通鑒》的地方。

　　我想象不出獨樂園的景致，但在展覽館的墻壁上，看到了讀樂園的復制圖。當時園內有“讀書堂”，收藏圖書5000多冊；有池沼和小島，種竹種花，間有藥圃。園中建筑有“釣魚庵”、“種竹齋”、“弄水軒”、“見山臺”等。

　　園林風景之外便是“文字風景”。司馬光之所以能代言洛陽，不單單是因為他寫了“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還因他來到洛陽之后，便把時人的目光牽引過來，追隨他的官吏和文人也都在關注洛陽，期待著一部史書在這里問世。

　　獨樂園竣工后，文人紛紛寫詩祝賀。大才子蘇東坡專門跑來了，寫了《司馬君實獨樂園》：“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履，竹色侵盞斝。樽酒樂余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蘇東坡名氣大，一首長詩寫下來，就等于推介了獨樂園，也為洛陽作了宣傳。他的弟弟蘇轍，也寫了一首《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又把司馬光和洛陽城贊美了一番。西京（洛陽）留守宗澤、大學者范祖禹也都寫詩詠贊獨樂園。更有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富弼、呂公著等人因長居洛陽，常來獨樂園吟詩作賦，一時間，花香墨香交融，園林與士林并秀，洛陽城的文氣更濃了。

　　獨樂園的主人司馬光，自然也要發一番感慨了。他到洛陽后，寫了《初到洛中述懷》一詩：“三十余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角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發翁。”這首詩總結了他來洛陽之前３0多年的為官生涯，表明了自己忠君愛國和激流勇退的胸懷。他還把獨樂園中的讀書堂、釣魚庵、采藥圃、種竹齋、澆花亭、弄水軒、見山臺７處景致，連在一起寫了7首詩。

　　可是，我徘徊在獨樂園遺址上，反復體味的還是“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這兩句，我猜測他寫下這一詩句時的心情一定特別復雜。作為當代洛陽人，我們也曾如數家珍地向外地人介紹：這里是１３朝古都，有１０５個帝王在此君臨天下；這里文化底蘊深厚，有許多名勝古跡，等等。我們談起洛陽歷史滔滔不絕，我們寫起歷代興衰洋洋灑灑，可我們當中又有誰能用這么簡潔的語言，來概括這座城市呢？所以我在這個簡陋的展覽館前久久流連，顧不上蚊子在臉頰嗡嗡“叮嚀”，從玻璃展柜中拿出司馬光文集，重新閱讀他的這首《過故洛陽城》：“ 煙愁雨嘯奈華生，宮闕簪裾舊帝京。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原以為該詩只有這四句，現在才知道《過故洛陽城》是組詩，共兩首，第一首是：“四合連山繚繞青，三川滉漾素波明。春風不識興亡意，草色年年滿故城。”這才明白司馬光是看了漢魏故城后寫的這首詩，才明白他看歷史是頗有縱深眼光的。

　　司馬光看洛陽看的是經絡。

　　而我們看洛陽看的是表征！

　　三

　　慣看洛陽經絡的司馬光，當然也能疏通歷史經絡。

　　《資治通鑒》之前的史書，都是按年紀事，沒有篇目，也不設目錄，閱讀時只能按年份尋找，非常麻煩。司馬光突破了這種舊例，將年表、帝紀、歷法、天象、目錄、舉要、索引集于一體，使讀者查閱時一目了然，開創了編年體史書目錄新體例，把我國的歷史編纂學推到了新的高度，使之與《史記》一起成為史書雙璧，倍受稱贊。1954年冬，毛澤東接見著名史學家吳晗時說：“《資治通鑒》這本書寫得很好，盡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之亂本末畢具。”

　　司馬光等人編寫此書的過程非常艱難，“獨樂園”幾成“苦樂園”。

　　苦就苦在工程浩大，樂就樂在眾人一心。司馬光等人編史時必須先對史料進行考核，追根尋源反復推敲。“編輯部”的房子很矮小，夏天非常悶熱，汗水常常濡濕書稿，司馬光就請人在房中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相當于一個“地下室”，讓大家鉆到里面工作。一日之內，僅司馬光整理謄寫的史料，鋪展于地竟有尺幅之寬一丈之長，每個字都是蠅頭小楷，工工整整從不潦草。他的助手們比他勞作的時間還要長，寫魏晉南北朝部分的劉恕太累了，書未完工就去世了。

　　來到洛陽的第12個年頭，司馬光65歲。由于過度操勞，他兩鬢霜白，牙齒脫落。他的妻子死后，無錢辦喪事，但他未挪用朝廷劃撥的編書經費，最后賣地葬妻，把喪事辦了。公元1084年，《資治通鑒》終于脫稿，加上在東京編纂的時間，前后共用時19年，書稿堆滿了兩間房子。

　　《資治通鑒》的完成，使司馬光的威望更高了，“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這年12月的一天，洛陽北風呼嘯，城外霜花滿路，司馬光請人用錦緞裝裱了10個精美的匣子，雇來車馬，載著書稿，往東京送書去了。他的助手劉攽、范祖禹也隨他前往，一路押送，把書稿進獻給宋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