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跪人

    王  方

    除了金器、銅器與玉器外，石器也是金沙遺址發現較多的一類器物。由于玉料的珍稀，無法完全滿足需要，金沙的統治者們調集人力從成都平原西北邊沿的龍門山一帶開采了許多石料，用來加工他們祭祀時所需的部分禮儀用器，有璧、璋、鉞、斧、錛、鑿、圓餅形器、跪坐人像、虎、蛇、龜等。其中，造型優美、簡練生動的石跪坐人像，是目前我國發現的時代較早、制作最精美的一批立體圓雕石刻藝術作品。

    出土于祭祀區 疑為人祭替代品

    金沙遺址共出土了12件石跪坐人像，它們的造型基本相同，人像高20厘米左右，赤身裸體、赤足、雙手被繩索反綁在身后，雙腿彎曲，雙膝跪地，臀部坐于腳后跟上。他們的發式非常奇特：頭頂的頭發從中間向左右分開，有學者形容它就像“一本打開的書”，兩側修剪得極短還微微上翹，腦后的頭發又被梳成兩股長長的辮子，直垂在腰間。這些人物的面部表情非常豐富：或悲慟、或驚恐、或平靜、或苦澀、或茫然。

    這12件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金沙遺址東南部的祭祀場所內，考古學家們在進行發掘時，在這一區域內的探方地層中發現了石跪坐人像與石蛇放置于一個遺跡單位中，人像和石蛇、石虎都是在頭部涂朱。而在另一個遺存內又發現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璧組合并很有規律地放置在一起的現象，特別是石跪坐人像與石虎出土時并置一處，虎口正對人的胸膛，其特殊的擺放形式具有強烈的宗教涵義，充分表明人像、石虎、石蛇應都是作為特殊的祭祀物品，用于古國古族的宗教祭祀禮儀活動中。

    相關專家表示，石跪坐人像應是商代以來人祭（人牲）現象的真實反映。人祭就是將人像牛羊豬等牲畜一樣供奉給祖先、天地和山川神靈。商代在祭祀與墓葬中盛行人祭活動。人祭現象最早發現于屬商代早期的二里頭晚期遺存中，以商代晚期最為盛行。在河南安陽后崗、大司空村和西北崗都發現了大量的人祭坑。這些人牲大多是戰俘，其中部分是奴隸。人祭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西周，乃至東周還有零星發現。金沙石跪坐人像的造型與丘灣的人骨特點非常相似。但它卻是以石刻的人像代替了過去的活人祭祀，無疑這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同時也是對以往文獻和考古材料的修正。“象人而用之”，模擬真人形貌的偶人俑，在以前的考古資料及文獻材料中都表明至少是在春秋晚期才出現的。目前金沙遺址出土的這一批形象相似、造型相同的石跪坐人像，說明四川盆地至少早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就出現了人祭的替代品，并且可能已有專門部門在大批量地生產和制作這種雕像，其目的是用于方國頻繁的祭祀活動。

    與中原的殷商王朝大量殺殉活人的方式相比較，金沙遺址所出現的用石雕人像代替過去的活人祭祀的現象，一方面體現出金沙社會上層統治階層意識上的進步，已充分認識到人力的重要，而不再濫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藝術表現形式和技術手段的提高，有了這種可以替代的產品，說明當時偏于西南一隅的古國祭祀方式可能較之中原地區顯得更為開明和進步。

    可能為西南夷戰俘

    石跪坐人像怪異的發式，以及被反綁的雙手，引起了考古學家極大的興趣,他們來自何處？他們的族屬是什么？仔細觀察這批石跪坐人像，我們不難發現，在人像的雕刻過程中，重點是細膩刻畫人物頭頂上奇異的發式、腦后的發辮、綁手的繩索；渲染的是人像的跪姿及被反縛著的雙手，其目的在于要交代這個可能來自于異族人物的身份，突出的是其臣服與卑賤低下和受奴虐的地位。

    因此，相關專家認為這些人像很可能是一種戰爭的俘虜或奴隸的形象，在族屬上它與統治成都平原的古蜀族可能有本質的區別。那么,這種人像究竟來自于何處呢？我們在歷史文獻及考古發掘中或許能尋到一點蛛絲馬跡。在四川西北部茂縣牟托石棺墓中出土的一件牛頭鈕蓋的漆繪罐上，所繪人頭像發式即為辮發三根，表明岷江上游石棺葬人可能為編發之民。在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中都發現了產于印度洋的白色的齒貝以及大量的亞洲象牙，還發現有一種重要的玉器——凹刃鑿形器，目前這種器物在云南東南部、廣西西部及越南馮源文化等青銅文化遺址中有見，而金沙遺址出土的一件帶邊欄的玉璋與越南長睛遺址中一件玉璋形制幾乎相同。另一方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所含鉛料、錫料以及所表現出來的合金特征，與中原所出銅器不同，而與云南出土的青銅器卻極為相似，這可能與云南具有極其豐富的銅礦資源相關。

    以上這些現象充分說明古蜀國在較早時期就與南部地區有了緊密聯系與文化交流，對外來物質的控制與對其文化施加的影響反映出古蜀國可能在商晚期至西周時期已經控制了南中地區。而這種控制的途徑，有學者認為有兩種：“一是通過觀念和技術的直接傳播來影響西南夷各少數民族，一是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強權來統治西南夷各少數民族，至少也是以強權作為強大的后盾和暴力制裁的威懾力量的。”雖然目前尚未發現古蜀國對西南地區征服活動的遺跡現象，但我們注意到在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及金沙遺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鋸齒狀青銅戈，這種兵器顯然是來源于生活之中，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軍事征服與擴張斗爭的激烈程度。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石人的種屬，它可能是來自于西南夷，是那些被征服的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形象。

    也有可能為巫師形象

    根據石跪坐人像的造型特征，也有學者提出了另外一種看法，認為石跪坐人像可能象征著古蜀社會的巫師形象，是當時舉行祈雨祭祀活動的真實寫照。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因氣候多變，商王朝統治者經常舉行各種祭祀儀式，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呂氏春秋·順民篇》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于是剪其發，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成都平原此時亦是災害頻繁，經常發生大旱和洪水泛濫。金沙遺址古蜀族雕刻的這些具有豐富象征含義的石像，在造型上“剪其發”“磨其手”，并具有“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的寓意。因此，它在祭祀活動中，應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古代蜀人心目中可能是備受尊崇、身份特殊的偶像。

    以上這些看法學術界至今都尚無定論，可以說關于石跪坐人像的文化內涵至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它們的發現不僅為研究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蜀國的祭祀、宗教活動、族屬關系、風俗習慣以及當時社會等級等情況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同時也為中國雕塑藝術的發展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