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壺，有專家認為其上朱砂書寫的為“堯”字。

    本報記者  劉修兵

    左圖為觀象祭祀臺，右圖為陶寺觀象臺觀測示意。

    位于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陶寺鎮的陶寺遺址，在37年不斷發掘和研究后證明，這里是中國已知最古老的王國都城，或許就是堯都。這比歷史教科書上的華夏文明從夏王朝開始提前了300年。

    4000余年前的都城

    1978年至1984年，考古隊先后發掘了陶寺遺址的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貴族墓6座，出土了陶龍盤、陶鼓、鼉鼓等文物，確定了陶寺文化的分期與年代。

    1999年開始，陶寺的考古工作以尋找城墻為中心。2000年發現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北墻。2001年確定了東墻和南墻。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確定。陶寺中期城址呈圓角長方形，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中期城址總面積約為280萬平方米。

    2013年以來，對于陶寺早中晚期城址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陶寺早期城址大約20萬平方米，由宮城及其南部的下層貴族居住的外城構成。其發展完備時，已經初步具備了雙城制都城模式，為“日”字形結構，而不是中國傳統雙城制都城“回”字形結構。宮城還發現了角門與早期正南門。

    陶寺中期城址發展成為典型“回”字形雙城制都城。都城內功能區劃齊備且明確，宮城居城中偏北，東南小城為中期王陵區和郊天祭日的祭祀區，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澤中之方丘”及其附屬建筑。“陶寺中期城址功能完備，標志著中國古代都城的形成，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先秦時期都城最完備的都城遺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山西隊領隊何駑說。

    根據發掘，宮城內有大小夯土基址10余座。該區域出土了陶板瓦、黑光陶器、銅盆口沿殘片、銅蟾蜍片等宮廷生活垃圾或建筑垃圾。其中陶板瓦是中國境內考古發現最早的瓦。銅盆和蟾蜍均為紅銅鑄造，奠定了中國歷史上中原地區短暫卻承上啟下的“紅銅鑄造時代”，開創了中國“青銅時代”。黑光陶器器表施加的是人工合成的特殊涂層，類似后來瓷器上的釉，使得陶器不僅外觀黑亮美觀，而且具有很好的防滲作用 ，應是當時的“高科技”產品，主要供貴族使用。

    中國最早的觀象臺

    2003年，考古人員在陶寺遺址考古發掘中發現了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觀象臺，它由13根夯土柱組成，呈半圓形，半徑10.5米，弧長19.5米。從觀測點通過土柱狹縫觀測塔爾山日出方位，確定季節、節氣，安排農耕。考古隊在原址復制模型進行模擬實測，從第二個狹縫看到日出為冬至日，第12個狹縫看到日出為夏至日，第7個狹縫看到日出為春、秋分。

    “這套系統可以通過觀測太陽地平日出，即塔兒山山脊線上日出，將一個太陽年365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還有粟黍、稻、豆的農時，當地四季冷暖氣候變化節點以及宗教節日。”何弩表示，陶寺的元首們，通過掌控天文官的觀象活動，頒布歷法，除了壟斷與天日溝通的“君權神授”的渠道之外，更實用的價值則在于通過壟斷農時的發布，控制整個社會的農業經濟命脈，進而達到控制周邊地區農業社會組織的目的。“有不聽命于陶寺元首的‘地方勢力’，只要他以農業為基本生業，陶寺元首不給他授時或錯授時，導致其顆粒無收，其唯一的選擇是對陶寺元首俯首帖耳。足見陶寺的天文歷法成為王權之中的科技‘軟實力’。”他說。

    “觀象臺與《堯典》中的堯讓羲和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歷法來指導農業相契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表示。

    迄今最早的漢字

    上世紀陶寺遺址發掘出土陶寺晚期朱書扁壺，引起了學界的重視與討論，這也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漢字。甲骨文專家羅琨將其釋讀為“昜文”，即“明文”，與堯有關；考古專家馮時則認為是“文命”，同夏禹有關 ；后又釋為“文邑”，同夏啟有關。“我認為陶寺扁壺朱書釋為‘文堯’二字，引申為‘在黃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塊建筑的大城’即為‘堯’，用以命名營建這座大城的杰出領袖即為‘堯’。陶寺城址是黃土高原上已知唯一一座用夯土板塊建造的都邑性大城。陶寺朱書‘文堯’二字，可作為陶寺城址為堯都的文字證明。”何弩說。

    2009年11月至2010年8月，考古人員對塔兒山東、西兩麓黃土塬進行拉網式區域調查。調查面積大約為1750平方公里，發現和確定仰韶文化至漢代遺址或遺存點128處，其中陶寺文化遺址54處 。

    更重要的是，曲沃周莊驛站遺址被專家認定為中央與地方行政網絡存在的證據，從中央與地方行政關系的角度說明陶寺文化的國家社會性質。綜合上述考古分析，地中觀念與國家社會在陶寺遺址得到結合。陶寺遺址詮釋了本初 “中國”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堯都平陽’正在被不斷獲得的考古資料證實，陶寺就是堯的都城。”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表示，陶寺遺址擁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標志，表明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文明階段，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程的重要支點。

    晚期遭政治報復現象

    這個盛極一時的王國，卻在后期遭受滅頂之災。陶寺晚期扒城墻、毀宮殿、搗王陵等政治報復行為特征顯著。所謂政治報復是新政權對舊政權合法性的挑戰與摧毀行為，以挖祖陵、扒城墻、毀宮廟為最主要行為，表現了新政權對舊政權從意識形態領域的徹底否定，并以此作為確立新政權統治合法性基礎之一，是正統思想的一種異化。

    考古發現顯示，陶寺中晚期之際，宮城遭到摧毀，宮殿臺基被平毀，宮城內核心建筑被垃圾溝破壞，埋入死豬、死狗、被污辱的女性尸體等，進行褻瀆。郊天祭日的觀象臺和祭地的社壇均遭到破壞。觀象臺第三層臺基夯土臺基芯是舉行迎日儀式的處所，被挖成圓坑注入水，以水克日火，而且還埋入戰死者的尸體，以壓勝巫術的方法褻瀆天壇。陶寺中期的所有貴族墓葬被大規模有組織地搗毀，挫骨揚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