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柴瓷汝瓷開創了一個時代,但一窯燒出繽紛天下,把單釉推向復合釉色,把窯變推向巔峰的,卻是鈞瓷。
鈞瓷爐火不竭,有其位列五大名窯八大窯系、官方與社會廣泛認可的因素;鈞瓷以瑰麗奇異的復合釉色聞名天下,是八大窯系與五大名窯其他窯口難以比肩的。
在窮盡釉色之美上,鈞瓷是中國瓷器之集大成者。釉色之美是瓷器審美的永恒取向,這也是現代鈞瓷依然走俏天下的一大因素。
宋代陶瓷是中國陶瓷之集大成者,五大名窯八大窯系不但在釉色上各有絕活,在造型方面,也向有“唐八百,宋三千(陶瓷藝術造型)”之說。在釉色與造型之外,宋代器物裝飾紋樣也新意迭出,裝飾手法豐富多彩:刻花、劃花、印花、繪花、堆貼、浮雕以及樹葉、剪紙貼飾等。
在登峰造極的宋代瓷器中,如果鈞瓷構建的是一個赤、橙、黃、綠、青、藍、紫的世界,那么扒村瓷器發現的則是一個黑、白、灰的世界;如果鈞瓷是彩色攝影,那么扒村瓷器就是黑白攝影;如果鈞瓷是油畫,那么扒村瓷器就是中國畫。
油畫的色彩是有明度的,國畫的墨色是有濃淡的。任何畫種、畫面都有一個黑、白、灰關系的問題,裝飾畫、宣傳畫、年畫等,概不例外。其實,油畫之所以把素描作為基礎,也是錘煉畫者駕馭黑、白、灰的功夫。
在造型之外,如果說瓷器追求釉色之美,那么陶器追求的則是繪畫與圖案之美。
1978年,禹州一山之隔的臨汝(今汝州)出土的6500年前的《鸛魚石斧圖》陶缸,是人類童年時代“陶上水墨”的藝術杰作,代表著中國史前陶上繪畫的最高成就。
在《鸛魚石斧圖》陶缸上,石斧和魚以黑色線條勾勒輪廓,那起承轉合、剛柔互用的筆致,將表現對象的形狀與神情,繪寫得活靈活現;鸛是直接以色彩,涂染形體,只有眼睛,以濃重的黑線勾圈,并在中間點黑色圓點,可謂“畫鸛點睛”。這一“陶上水墨”,已經建構了中國繪畫傳統藝術表現手法的兩種基本形式——勾勒法與沒骨法。
寫在絲帛與宣紙上的中國繪畫,無疑是從陶器上走將下來的。
瓷器發明后,繪畫“下崗”,蓋因早期的青釉瓷、黃釉瓷等,不宜繪畫。白瓷發明后,繪畫復歸,并在大宋一朝創造了中國“瓷上水墨”的黃金時代。
在瓷器貴在釉色的時代,扒村民窯的工匠們把釉色、繪畫與書法一同整合在瓷器上,這既是對傳統的回歸(回歸仰韶時代),也代表并指示了中國瓷器的未來方向,即“黑花開后青花開”,由“瓷上水墨”走向“瓷上青花”與瓷上彩繪等。
赤、橙、黃、綠、青、藍、紫的鈞瓷世界與黑、白、灰的扒村瓷世界,如彩色攝影與黑白攝影一樣,共同建構起一個完整的瓷器審美世界。
彩色攝影作品也許更紀實、更震懾人心,但黑白攝影作品更雋永、更易激發起審美感受。其實,色彩學的東西倒不必多講,中國書法與中國繪畫恪守在“知白守黑,計白當黑”的黑白世界,就是最好的證明。
“瓷上水墨”通過釉色濃、淡、干、濕,也與國畫一樣“墨分五色”,在黑白之間留下“灰色地帶”等。如果黑、白、灰構成一個世界的話,那么黑、白、灰也同樣構成了扒村窯的瓷上世界。
是“瓷上水墨”影響了北宋一代興起的文人書畫,還是文人書畫影響了“瓷上水墨”?
也許互有借鑒,各有影響。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評議組成員、南京藝術學院張道一教授于《美在民間》中這樣寫道:“后來的論畫者多鼓吹文人畫的寫意出神,甚至武斷地說影響了民間。事實上,磁州窯的寫意畫風的裝飾早就成熟了,只是民間工匠無法著書立說,任人雌黃而已。”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作為審美對象的“五色”,如果變成了過分的感官刺激,就會遠離藝術之美,乃至失去審美價值,成為一種傷害身心的審美“災害”。盡管鈞瓷的釉色之美已經登峰造極,但現在還是有某些權威,打著什么創新的旗號,將釉色之美推向釉色之艷,直把瓷器當“色桶”,把它打扮搞得花里胡哨。這也許符合當下某些人的心理,但總歸是遠離經典的。
睜眼看看這個世界,永遠是黑、白、灰的世界;至于赤、橙、黃、綠、青、藍、紫,不過是輪流坐莊的流行色,輪著給黑、白、灰站崗放哨。
扒村窯創造了一個瓷器的經典世界,這朵盛放于趙宋之世的“大宋之花”,是怎樣凋零的呢?
是誰覆滅了“瓷上水墨”?
7月10日,坐在扒村古老的屋檐下,81歲的席福水老人納涼享閑。
“咱村的老姓是啥,知道嗎?”記者問。
“老姓說不來。都是山西洪洞縣來的。看看你的腳上,小拇趾甲分成兩瓣了嗎?是的話,你也是洪洞縣的。”
元末明初,河南赤地千里。繁盛的扒村,想來也不會有什么例外。田野考古也已證實,扒村窯正是這個時候斷燒的。
“那村里有多少人,都姓啥呀?”記者問。
“3000多人吧!我姓席,還有邊、王、張、李、魏、韓,哈哈,好像沒了。”
忽必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張克己撰寫“柏靈翁廟碑”,其上提到四位窯戶的名字,分別是:馮亨、韓相敬、張松、常德。算上張克己,只能找出四個:馮、韓、張、常。
倒是韓、張兩姓,扒村還有。因為時間關系,沒找他們問個究竟。也是覺得,就是找到,還是白搭。他們說不定還會問我:“你腳上的小拇趾甲也是分成兩瓣的吧?”并把我視為他們的“洪洞老鄉”。再者,就是金、元時代的老姓,他們到了明代,也不再燒窯了。
元代“柏靈翁廟碑”寫道:“這兒的百姓,以燒制瓷器為業,也就是凝土以為器物,已經有很長時間了。這個鎮在金朝末年極為繁盛,人聚物阜,將近萬戶(當有五六萬人)。街市擁擠,與都市沒有什么兩樣。壬辰金、元之戰后,這兒百戶不存其一。元朝初年,復業的商戶相繼回歸這兒……”
盡管張克己在碑中依然說扒村瓷“其瓷之優,比之他所,實為拔萃”,但田野調查證明,元代扒村瓷器,大不如前。
扒村瓷器,部分“物勒工名”(器物款識),一如現在的“肖記燴面”,把老板的姓氏,寫在器物上。“物勒工名”,大約相當于現在的“商標”。禹州市鈞瓷協會秘書長李少穎先生研究扒村窯將近20年,只要遇到新的“商標”,他都要收集。從他掌握的資料看,扒村“商標”主要有:李、劉、張、黃、秦、花、孫、郭等。
把扒村現在的姓氏與元代“柏靈翁廟碑”上的姓氏、唐、宋、金、元“物勒工名”姓氏放在一起,只篩選出“張”姓貫穿三者。張姓是中國第一大姓,在扒村燒窯的張姓與現在種地的張姓有血緣關系的可能,似乎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