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沒有繪畫的黑的、白的瓷片,掛滿主人的“院墻”,他們倒是沒有收集一片。扒村的村民,顯然是懂得“白地黑花”的主貴的。
女主人打開水龍頭,一片一片地沖洗干凈。我們也裝得一如行家里手,不時說上那么幾句……
只有“啃老”是不夠的
沖洗干凈的白地黑花瓷片很快攤了一地,直逼得我眼冒“黑花”。
“有沒有完整的,也好讓俺長點兒精神?”記者問道。
“沒有,沒有。”主人回答。
盡管回答沒有,但不一會兒,一位滿手沾滿黑色機油的年輕男子還是抱著一只小白碗、一個內施滿釉(黑釉)外壁露胎的盆缽,“冒”將出來。
“是俺讓他過來的,隔壁修車的。”女主人說。
“不是白地黑花,光禿禿的白瓷小碗,有啥意思!”劉俊杰說。
“值幾個錢?”男子問。
“三五塊吧!”劉先生答。
“三五塊?要是三五塊,俺這就把它摔了!”男子沖著劉先生想急。
“哈哈,讓我看看。”害怕他們話不投機,惹起爭端,記者趕忙斡旋。
手執小碗,覺得它不是新仿,但品相差,掉了瓷。心里沒把它當回事兒,手上也就沒了勁兒。男子說摔,不舍得摔,倒讓我一分神兒,真的脫手落地了。
“咔嚓”一聲,小碗一分為二。
賠償問題,成為焦點。
男子不開價,只說東西好。
我說:“二十塊,碗還是你的。自己粘一下,完好如新。事兒出來了,不是故意的,你說咋辦?!”
從先前與女主人的交談中我約略知道,就是拿5000元,這個小白碗,我還是拿不走的——盡管它已經“分家”。
女主人讓我們看她家的白地黑花瓷片,也是只說東西好,只說都是寶貝。
“什么寶貝?這不,我剛撿來的白地黑花,不比你的差。給10塊,留你這兒,咋樣?”
“不要,不要。”女主人說,“你的東西,10塊錢俺都不要;俺的東西,1萬塊錢俺也不給你!”
覺得賠償問題一時難以談攏,只得放言:“那就打110,讓警察來主持個公道?”
聞聽此言,女主人說:“20塊錢,太少了點兒。鬧到警察那兒,都不好看。大哥,你看,是我讓人家過來的,兩邊都讓一步,也好讓妹子過了這道坎兒。”
話已至此,劉俊杰丟下100元,我們趕忙撤離了這個封閉的小院。走出院子,就是橫貫扒村的大街。
走到街上,總算平安——商談賠償時,身旁“冒”出一彪形大漢,說話很是蠻橫,他似乎想練練手腳。
回到禹州城,見到禹州市鈞瓷協會秘書長、扒村窯問題研究專家李少穎先生,記者覺得事兒前后都怪怪的,就把“你的東西,10塊錢俺不要;俺的東西,1萬塊錢俺也不給你”與“小白碗事件”講給他聽。
“小白碗就是真的,也不值100元,要說你賠得不輕。你遇到的這些人,也都是老實巴交的村民,不是誠心想要敲詐你的。他們不曉得市場,只是聽說誰的什么什么賣了多少多少錢。他們讓孩子把你們叫過去,只是想讓你們看一下東西,打探一下行情價位。你別說一個瓷片出1萬元,就是5萬元,他們還是不會給你。為什么?他們怕賣賤了唄!盡管那個瓷片在市場上也許就是一盒煙錢。”李先生說,“扒村有些村民‘盲目崇拜’得很,以為白地黑花瓷片就是黃金。在他們心里,既然央視《鑒寶》中的一個小盆都值80萬元,等量切割,那他們手里的一片瓷片,怎么也值十萬八萬的。”
扒村村民“盲目崇拜”先人的偉大創造,“抱殘守缺”于這片誕生了一代代偉大工匠的熱土。日本陶瓷專家與企業家一起不斷探訪扒村窯,為的卻是從扒村窯汲取營養與創新的力量。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日本人不斷探訪扒村窯;日本的電視臺,也來這兒拍專題片。日本人給的名片,壓滿我一桌子(在玻璃板下)。不都是純粹的陶瓷研究專家,也有陶瓷業主。日本陶瓷業主,特別重視有關中國古窯址的研究。有的人第一次來扒村,見了我像老朋友似的,直叫我的名字。”教先生說,“我覺得奇怪,他們說在電視上早就見過我,很熟悉了。日本有家電視臺拍扒村窯,采訪過我。”
“日本人在研究扒村窯的燒造工藝,扒村村民還熱衷于拿祖上留下的瓷片換錢。前段時間,扒村的一個小作坊仿燒扒村古瓷。燒是燒了,只是燒出了器物。白地黑花之‘黑’,遠沒燒出來。神篨鎮據說也有十來家作坊在仿燒白地黑花,沒一家仿得令人滿意。”
記者探訪過神篨鎮上的一家仿燒作坊,據說還是仿得最好的——誠如教之忠先生所言,該作坊所仿,不算成功。
“仿都仿不成,還談繼承創新?!黑色用的是什么礦物顏料,釉到底是怎么配的?到現在都沒能搞個清楚!”教先生說,“扒村窯繪畫藝術相當高妙,線條相當嫻熟,這是大量生產瓷器、工匠爛熟于胸的結晶。如今仿燒,比葫蘆畫瓢,市場很小,三天不做一個器物,線條畫得不僵死生硬才怪呢!”
在中國,宋元以降,一代又一代工匠與陶瓷業主以仿制前朝瓷器為能事,中國陶瓷業走向式微,似乎也是一種必然。
“扒村那個小作坊開窯的時候,請我去看看,我沒去。如果我去,到了現場,還不知道他們以后會說我說了什么呢!”教先生說,“拉大旗作虎皮,很多人擅以此道嚇唬人、蒙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