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到的作用也不能相提并論。
謝混是謝氏家族中極有影響的人物，在政界和文壇上都負有重望。有理由認為，謝靈運參加劉毅幕府而且追隨不渝，應(yīng)當(dāng)是出于謝混的安排。然而謝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反對謝混的政治態(tài)度。謝靈運的從弟謝晦就是劉裕集團的核心人物，謝混的從兄謝澹以“方外士”的眼光，也看出了謝混的做法潛伏著危機，《南史•謝晦傳附謝澹傳》載：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每謂弟璞、從子瞻日：“益壽此性，終當(dāng)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
       
    謝氏家庭內(nèi)部對二劉之間的不一致，反映了家族內(nèi)部對政治力量的不同估計和對王朝鼎革的不同態(tài)度。自然，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家族之中，成員之間的不一致并不足怪，然而相對于王氏家族的基本一致來說，這種微妙的差別是值得玩味的。
       
    魏晉以來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門閥專政的社會，寒門素族要進入統(tǒng)治集團，行伍軍功是惟一的途徑。這條途徑艱苦而又危險，為習(xí)于逸樂的世族子弟所不屑一顧。由行伍而重將帥甚至帝王，這就在門閥之外另樹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終東晉、南朝之世，多次重大的政治動蕩都是由于門閥和軍閥之間的矛盾激化而形成的。正是由此，政治家謝安意識到武裝力量對中央政權(quán)和本家族的重要，才讓謝玄組建了北府兵。謝安的時代謝氏一門赫奕，謝奕、謝萬、謝琰、謝玄、謝石，都曾先后手握重兵。《晉書•謝安傳論》說：“建元之后，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quán)臣橫恣。其有兼將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負康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相形之下，王氏就顯得遜色，所以謝混、謝靈運對司馬氏政權(quán)的態(tài)度要比王氏積極。反之，東晉后期，謝氏的軍權(quán)雖然已被北府軍的將帥所取代，但影響并不能低估。劉裕代晉自立，謝氏的重要人物能不能擁護捧場，其間關(guān)系舉足輕重。所以，劉裕父子對謝門子弟的基本方針是優(yōu)容爭取，這一手行之無效，就繼之以另一手即置之死地。在下面討論謝靈運政治態(tài)度的時候，我們將進一步看到這種方針的具體運用。

    二、“倔強新朝”

    謝靈運的一生始終和政治風(fēng)浪糾纏在一起，而且這種糾纏不是被迫卷入而是自動投入。他在政治上發(fā)軔之始，就站到了劉裕的對立面，這一錯誤的選擇是謝靈運后半生悲劇命運的重要契機。

   《宋書》本傳記：
        
    靈運少好學(xué)，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愛知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鄧，不就。為瑯玡王大司馬行參軍。……撫軍將軍劉毅鎮(zhèn)始孰，   以為記室參軍。毅鎮(zhèn)江陵，又以為衛(wèi)軍從事中郎。
       
    散騎侍郎品級不高，卻屬于清貴之官，所謂黃、散之職，“須人門兼美”(《陳書•蔡凝傳》)，不是甲族子弟，極難染指。謝靈運辭散騎侍郎不就，卻愿意就任劉毅的幕僚，原因當(dāng)不外乎兩條。其一，本傳這一段記載未書年月，但大體上可以推定。謝靈運襲爵在元興元年，當(dāng)時桓玄興兵叛晉，人建康，辭官不就，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當(dāng)時高門子弟多入武人幕府，這反映了門閥和軍閥的矛盾中互相依賴的一面。記室參軍類似于今天的秘書，有機會經(jīng)常對主帥施加影響。謝靈運是謝混最賞識的侄子，在支持劉毅問題上叔侄之間的一致，也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
        
    劉毅、謝混失敗被殺，對謝氏家庭，特別謝靈運本人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使他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形格勢禁，他最終只能躋身于劉氏朝臣的行列里，然而他又對劉裕父子采取不合作甚至抵制的態(tài)度，最終招致了殺身之禍。
        
    劉裕起自下層，有很深的政治經(jīng)驗和人生閱歷，十分理解和門閥世族之間的關(guān)系處理是否妥當(dāng)，將有關(guān)于事業(yè)的成敗。他在誅殺謝混、穩(wěn)定了政治形勢以后，立即轉(zhuǎn)過來對謝家表示優(yōu)容寬大，不但沒有株連一人，而且改授謝靈運為太尉參軍；宋文帝即位，殺了有擁戴之功的徐羨之、傅亮和智囊謝晦，又立即征召被徐、傅排擠的謝靈運入都，授為秘書監(jiān)。劉裕父子這種一打一拉的策略不僅是一種姿態(tài)，目標(biāo)也不僅止于謝靈運個人而是牽涉到整個謝氏家族。
       
    按常理而論，新王朝的統(tǒng)治者對在政治上反對過他們的人如此優(yōu)容，謝靈運即使不能感激涕零，肝腦涂地，至少也應(yīng)該和光韜晦，維持表面上的融洽。但是謝靈運沒有做到，或者說根本不肯這樣做，原因又是什么呢?
       
    歷來的一種解釋是謝靈運忠于晉室，所以和劉宋王朝格格不入。這是迂腐的見解，硬把南宋以后的忠君觀念套到南朝人身上。當(dāng)時人就不是那么看的。《南齊書•褚淵傳論》：

    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zhì)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于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xí)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jié)，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貴寵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

    《顏氏家訓(xùn)•文章》：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jié)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
       
    自春秋以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衡諸事實，蕭子顯、顏之推的議論都是深知內(nèi)情的個中人語。魏晉南北朝的封建社會形態(tài)不同于隋唐以后，門閥統(tǒng)治是政權(quán)的基礎(chǔ)和支柱，王朝更替迭代，而門第依然如故，人們的經(jīng)濟、政治利益和社會聲譽更多地來自家族而非來自朝廷。同時，魏晉以來儒學(xué)統(tǒng)治受到?jīng)_擊，也使忠君這一倫理觀念不僅變得淡漠，而且發(fā)生動搖。在魏晉之際，君父先后成為辨析名教的一個論題，到晉代，孝的分量就超過了忠，而所謂君父、忠孝，當(dāng)然就是王朝和家庭的代指。高門世族對改朝換代，往往只以家族甚至家庭的利益為依據(jù)來考慮自己的立場。上面所說王、謝兩家對劉裕代晉所持態(tài)度的差別，正是出于這種原因。《宋書•徐廣傳》載：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哀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日：“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日：“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
       
    追念舊朝而唏噓哀慟，在上層集團中已經(jīng)很不習(xí)慣了，否則謝晦就不會有這樣的質(zhì)問；徐廣的回答，辭令堂皇而委婉，但細一推究，他用來作解釋的并不是“忠君”的大原則，而是他和謝晦有利害的不同。再后，到蕭衍代齊，顏見遠不食而死。蕭衍聽到，詫異說：“我自應(yīng)天從人，何預(yù)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也?”(《梁書•文學(xué)•顏協(xié)傳》)這就說得更露骨，改朝換代，士大夫仍然是士大夫，用不著搭上性命來維護什么道德教條。
        
    在這樣的社會風(fēng)氣和倫理觀念之中，認為謝靈運忠于晉室、對抗劉氏，因而最終被殺，顯然是悖于情理的，而以謝靈運的行動和作品來作論據(jù)，也完全得不出這樣的結(jié)論。比較合理的評論是張溥的話：
       
    夫謝氏在晉，世居公爵，凌忽一代，無其等匹。何如下伍徒步，乃作天子，客兒比肩等夷，低頭執(zhí)版，形跡外就，中情實乖。……蓋酷禍造于虛聲，怨毒生于異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