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欲倔強新朝，送齡丘壑，勢誠難之。(《謝康樂集》題辭)
        
    張溥看到了謝靈運以門第自高，看不起新朝天子，這就接觸到了事情的實質。謝靈運的門第觀念是強烈的，試看這種口氣：“于穆冠族，肇自有姜。峻極誕靈，伊源降祥。貽厥不已，歷代流光”(《贈從弟弘元時為中軍功曹住京》)，“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述祖德》詩序)，就可以知道張溥言之有據。然而問題又接踵而來，同樣是高門冠冕，王氏家族的一些知名人士又何以能“低頭執版”而毫無扦格呢?除了王、謝兩家在東晉中葉以后權勢的部分轉移以外，還有一條理由不容忽視。

    東晉的高門華胄意識到了軍隊的重要，已如上述，但充其量不過是勾結利用，在內心則對武人極端鄙視：

    ( 王)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于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意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晉書•王述傳》)
       
     (謝奕)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座，岸幘笑詠，無異常日�；笢卦唬�“我方外狂司馬。”奕每飲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日：“汝為元帥，宜數喚眾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召集眾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君皆是勁卒。”
       
    曾祖父謝奕，對“夙標令譽”、“勛績冠時”的桓溫，尚且視之如無物，謝靈運面對祖父謝玄親手創建的北府兵中的“勁卒”、“老兵”，又將作何感想?門下的家兵衛士居然要做皇帝，自己行將俯首稱臣，這種心理上的損傷較之其他高門甚至本家族其他支派的成員，無疑都要難于承受。義熙十二年，他奉使到彭城，對劉裕北伐姚泓表示慰問，并作有《撰征賦》。10按照賦題，應當是一篇對劉裕歌功頌德的文章，但偏偏只有很少一部分寫到劉裕的功業，比之為周公，內容的絕大部分是在懷古，贊美羊祜、謝安，感嘆項羽、韓信，斥責呂布、王敦，如果說這種奇特的文不對題沒有言外之意，那是不可理解的。
        
    自然，謝靈運對劉宋王朝的不合作乃至抵制，出于頑強的門閥意識而不肯向“老兵”屈心降志是復雜的精神狀態中最深層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劉裕和劉義隆并不可能真正信任這個反對過他們的門閥世族中的名士文豪，在表面的優禮下掩藏著深刻疑忌。瞧不起和不信任匯成了謝靈運悲劇命運的矛盾焦點。矛盾的發展一度有所緩和，那就是和廬陵王義真情款異常的一段短時間。到徐羨之和傅亮的陰謀得遂，謝靈運外放永嘉，義真被殺，這一矛盾乃迅速激化，把謝靈運推上了不容轉身的絕路。

    需要解釋的是被指為叛逆證據的四句詩和那一首臨終詩：
       
   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址，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龔勝無遺生，李業有窮盡。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殞。凄凄凌霜葉，綱綱沖風茵。邂逅竟無時，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泯。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惟愿乘來生，怨親同心朕。
       
    兩首詩都見于《宋書》本傳(后一首最后四名未錄，據本集)，但前一首的可靠性卻大可懷疑。第一，它和謝靈運的思想和政治態度不相符合，甚至和整個南朝時代的思想潮流不相符合，理由已如上述。以秦比劉宋，擬于不倫，先不必說，“忠義”云云，更和他的熱衷如風馬牛。謝靈運在作品中幾次提到魯仲連，“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繅”(《述祖德》)，“魯連輕齊組”(《游赤石進帆海》)，“魯連謝千金”(《入東道路詩》)，都是就“功成不居”這一角度著眼的，和魯仲連聲稱秦國如果一統天下就要“蹈東海而死”這層意思毫不相干，這首詩忽然從魯仲連的“忠義”生發，也令人感到突兀。第二，想把謀叛的罪名加于謝靈運，前后共三次，即前此的孟顗誣告、后屯的廣州棄市和這一次在臨川內史任上的被收。所謂謀叛，歷來就沒有人相信。本傳載謝靈運在臨川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云云，在感到自己被推上絕路，驚惶憤慨而喪失理智，采取螳臂擋車的措施抓了鄭望生，這是可能的：但要興兵叛逆，賦詩言志，則毫無現實的可能。12這首風格淺露的詩，完全有理由認為是當事者制造的偽證。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謀反誅》認為關于范嘩謀反之說，是由于“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宋書》全據當日鍛煉之詞書之”，關于謝靈運謀反的記載，也不妨作如是觀。第三，這首詩流傳很廣，在謝靈運死后一百年，北魏孝靜帝不堪高澄的欺凌，曾經詠過這首詩(見《魏書•孝靜紀》)。這也未必不是當時為了坐實謀逆罪、平息輿論而故意擴大的影響。
       
    退一步說，即使上面的推測不能成立，四句詩確實出于謝靈運之手，也并不能就此證明他的反對新朝是由于眷戀故國。因為如果“恥事二姓”，就無法解釋他和廬陵王義真的那一段關系，也無法解釋他在入宋以后用世的熱衷。后一首《臨終詩》一開頭所舉出的龔勝、李業、嵇紹、霍原，都喪生于政治動亂之中。謝靈運的用意并不重在表彰“忠義”而在感傷身世，自然也就斥責了致龔勝等人于死地的王莽、公孫述、成都王穎和王浚這些“亂臣賊子”。以古喻今，謝靈運所真正悲哀和激憤的不在于新朝代替了前朝，而在于新朝對他的迫害。人之將死，其言也真，謝靈運的《臨終詩》，和謝世基、謝晦被殺以前的連句一樣，放在他們各自的生活和思想中，都是可以合拍的。所謂子房、魯連，即使真是謝靈運的詩，充其量也不過是故作豪言壯語，為自己的一生找一點裝飾而已。

    三、狂傲和熱衷

    自負門第而瞧不起北府兵中的“老兵”，這是謝靈運不甘心于“低頭執版”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我們的理解僅止于此，那就流于一般，而且也無法解釋某些重要的事實。

     狂傲和熱衷是謝靈運性格中兩個鮮明的特征。
       
   《南史》本傳評論謝靈運說：“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狂不已，自取覆亡。”史臣的所謂“猖狂”，和王勃《滕王閣序》“阮籍猖狂”的用法相同，意即桀驁不馴，肆意任性。呂思勉先生在《兩晉南北朝史》中提出：“南北朝時，狂傲之甚者無過謝靈運與王僧達。”(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989頁)這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上所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