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經過多年的探尋，直至1908年才訪知甲骨文真正出土地為“洹濱之小屯”。此后，羅振玉不僅派古董商到小屯村為其收購甲骨，而且還“命家弟子敬振常、婦弟范恒齋兆昌，至洹陽采掘之”。1915年又親赴安陽小屯作實地考察。對甲骨文真正出土地點的考定，是羅振玉研究甲骨的成就之一，也是這個階段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甲骨文是什么時代的遺物，學者們對此也有個逐步探索認識的過程。甲骨文的發現者王懿榮認為甲骨文字在“篆籀之前”。劉鶚在1903年考證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為商代遺物。羅振玉在1903年把甲骨文稱之為“夏殷之龜”。孫詒讓也說甲骨文是周朝以前的文字。學者的看法雖有差異，但大體都認為是公元前21世紀至前11世紀的夏商兩代的遺物。

　　 1910年，羅振玉把甲骨文出土地點考證為“武乙之墟”，又論證了“于刻辭中得殷帝王名謚十余，乃恍悟此卜辭者，實為殷王朝之遺物”。1915年他在《殷墟書契考釋》中說：今安陽小屯即“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這時他已將小屯確定為武乙、文丁、帝乙3世之都城。王國維《說殷》中指出：“今龜甲獸骨出土，皆在此地（指小屯村），蓋即盤庚以來之舊都……帝乙之世，尚宅殷墟。”他把甲骨文的時代具體定為盤庚遷殷到帝乙。繼而又經過不少學者的深入研究和考證，認為殷墟非因水患而遷都，實由亡國而廢棄，許多晚期卜辭的時代不是止于帝乙之世，小屯村一帶即是《竹書紀年》所記載的“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后經考證為254年）的都城所在地。而在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是盤庚遷殷至紂滅國8代12王的遺物。

　　 甲骨文出土地點的考定和具體時代的確定，為后來科學發掘殷墟和對甲骨文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甲骨文的研究與考釋  殷墟甲骨文字釋讀的第一部著作是《契文舉例》2卷。撰者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號籀庼，浙江瑞安人，清光緒十二年（1866年）任刑部主事，不久去職，一意著述。他是晚清著名的經學家和金石學家。孫詒讓看到《鐵云藏龜》后，驚嘆地說：“不意衰年睹茲奇跡。”于是用兩個月的時間細為校讀，依據《鐵云藏龜》著錄的甲骨文材料寫成《契文舉例》，全書分十章：日月第一、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國第七、典禮第八、文字第九、雜例第十。這也是對甲骨文內容進行分類研究的嘗試。該書考釋的文字雖有不少欠妥之處，但在甲骨學史上“篳路椎輪”之功還是應該肯定的。該書雖于1904年寫成，但10年后即1913年才與世人見面。1905年，孫詒讓又寫了《名原》2卷，從甲骨文的字形來探討中國古文字的沿革變化，開了以甲骨文考證古文字的先例。

　　 羅振玉不僅在甲骨文的收藏方面有很大貢獻，而且在對甲骨文進行研究和文字考釋方面也成績顯著。其代表作是1915年1月王國維手寫石印的《殷墟書契考釋》，全書分為：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辭第六、禮制第七、卜法第八。12年后即1927年又出增訂本。所釋文字，1915年初印本為485個，增訂本為571個。他在該書中提出了“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的研究方法，并主張考釋文字應注意卜辭辭句的通讀和分類，這在甲骨學研究初期是一大進步。王國維說自殷墟甲骨文發現后，“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為故殷墟，及審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郭沫若高度贊揚說：“甲骨自出土后，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成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對《殷墟書契考釋》一書推崇備至。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禮堂，后改稱觀堂，浙江海寧人。1927年5月3日自沉于頤和園中的昆明湖。王國維一生對考古學、古文字學和古史研究方面有很大貢獻。

　　 王國維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釋的范圍，將其作為原始史料，用以探討商代的歷史、地理和禮制。1914年手抄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脫稿后，為之作《后序》。1915年撰《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1916年寫《殷禮征文》。上海英籍猶太人哈同的妻子羅迦陵購得劉鶚舊藏甲骨千余片，從中選其優者605片，編成《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署名為姬佛陀，實為王國維編次和考釋。1917年，王氏發表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在這兩篇名作中考證了卜辭中商代先公先王名字，進而論證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不見于卡辭的很少。

　　王國維是從稱謂判斷卜辭年代和進行甲骨綴合的第一人。他首先發現《戩》1·10與《殷墟書契后編》中8·14為一骨之折，予以拼合。并發現報乙、報丙、報丁的世次與《史記·殷本紀》和《三代世表》不同，考證報以后的世次當為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而《史記·殷本紀》誤寫為報丁、報乙、報丙，第一次糾正了《史記·殷本紀》中個別世次的錯誤，同時也證實了《史記·殷本紀》和《世表》所載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

　　 1925年，王國維所著《古史新證》出版。該書指出由于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以實錄”，強調要將地下的新材料與文獻材料并重。

　　 王國維繼羅振玉之后，在甲骨文字的考釋方面，特別是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辭與文獻資料相印證，并與商史研究結合起來，取得了很大成績，進一步提高了甲骨文的學術價值。由于羅、王等人的潛心研究，使甲骨文可讀可識的字數與日俱增。

　　 這個時期，一些甲骨文的字典也相繼問世。如王襄的《簠室殷契類纂》（1920年）收可識甲骨文字873個，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典。商承祚的《殷墟文字類編》（1923年），收可識甲骨文單字789個。甲骨文字典的編寫出版，為學習和研究甲骨文提供了方便。

　　 有些學者還發表了對甲骨文單字進行考釋的論文，如羅振玉于1920年寫的《釋叔》、《釋愛》等等。

　　科學發掘時期

　　 這個時期主要是由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科學發掘。

　　 15次科學發掘

　　 1928年10月13日至1937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了15次科學發掘，其中殷代王都即小屯村發掘12次，殷代王陵即西北岡發掘3次。除上述兩地外，還在小屯村附近的12個地方的遺址上進行了發掘。15次發掘得甲骨24918片。這些科學發掘的甲骨，有明確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絕對排除了偽片。

　　 抗日戰爭爆發后，殷墟的科學發掘被迫停止。

　　 科學發掘所得甲骨文的著錄書

　　 《殷墟文字甲編》董作賓編著，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