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89年，朱熹出知福建漳州。到任以后，便“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輕總制錢四百萬”（同上），在漳州任期內，他又提出了“行經界”的主張，要求核實田畝，繪圖造冊，為什么要行經界？這是因為一些貧苦農民的田產早被官僚地主兼并，造成了“產去稅存”的不合理現象。田產被人奪走，稅額仍在失去土地的農民頭上，使“貧者無業而有稅”，“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稅計不足之患”（《文集》卷21，（經界申請司狀》）。這種情況，不僅貧苦農民深受其害，而且給國家造成坐失常賦，出現“歲計不足”的財政困難。故朱熹認為，若能“正板籍”，核實業戶田畝，實行“隨畝均產”，則既可減少佃民的痛苦，又可增加政府的收入。然而，由于這種辦法有損于豪民利益，因而遭到了大官僚地主的反對，未能實行。

    上述事跡，說明朱熹在各地作官期間，表現了他的卓識遠見，能夠不畏強暴，以一定的魄力去反對邪惡勢力，也提出了一些補救時弊的正確主張，同時還做了一些救民于水火的好事。這雖然是為了從根本利益上鞏固趙家王朝的統治，但比起那些昏庸腐敗的官員來說，卻顯示了朱熹的正直和遠見卓識。但也應指出，朱熹作為一個篤行道學的封建衛道者和統治階級的上層分子，其根本立場，還是與農民相對立的，因為他最恨人民“犯上作亂”，所以每當“饑民”或“流民”聚眾鬧爭時，他就毫不猶豫地進行鎮壓。

    三、力主推行理學竟遭落職罷祠

    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加之他在政治道路上舉步艱難，所以其結局十分不妙。然而他為了實現自己的學說，卻表現了孔子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說：“帝王之舉，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誠意、正心，而后可以應天下之務”。勸說孝宗以身作則，遵照儒家經典中的義理辦事，“任賢使能，立綱紀，正風俗”，以期達到國官兵強，抗金雪恥的目的。至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見之機，重申前議說：“大學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議的基本內容是要求用“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和“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指導。先從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臣民。這些意見雖受到孝宗的贊許，但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在知南康軍任上，朱熹又應詔上疏說：“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年譜》卷2）在這次上疏中，由于他力陳時弊，指斥朝中諫官失職，使皇帝言路閉塞，“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者，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督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匯分，各入其門。交通賄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同上）這次上疏，雖是耿直之言，但卻觸怒了皇帝，幸好有人幫他說情，這才免于治罪。此后不久，朱熹便感到其理想難于實行而辭去官職，專心研究經學，講論義理。不過，他并未就此罷休，還是繼續向孝宗進言國事。有人勸他：“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朱熹講：“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宋史》本傳）公元1188年，朱熹又借孝宗召他入對之機，大講“正心誠意”，共上《奏札》5篇，其中以《戊申封事》著稱于時。《封事》說：“今天下大勢，如人有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踞于其間。是以綱紀不正于上，風俗頹弊于下。”此《封事》達于宮中，孝宗已就寢，又立即起床，秉燭披閱，并于次日下詔，授朱熹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朱熹雖力辭未就，但說明這次上奏得到了重視。

    寧宗即位之后，朱熹得到提倡理學的宰相趙汝愚推薦，官拜煥章閣侍制兼侍講。這是朱熹一生唯一的一次在朝中作官，他抓住為皇帝講書的機會，多次向寧宗大談“正心誠意”的意義，要求皇帝身體力行。他在進言中，指出朝廷不應在京畿百姓遭災之年大興上木，“以慰斯民饑餓流離之難”；二是要求寧宗“下詔自責，減省輿衛”；三是要求整肅紀綱，以維護朝廷的尊嚴，令“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文集》卷14，《經筵留身而陳四事札）這些言論，引起了寧宗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進言，“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宋史》本傳）。這更使寧宗對他產生了厭惡之心，僅在朝40日，就被撤去職務。此后，他只好回到家鄉，專心從事講學著書。不久，趙汝愚也受到實權人物韓囗胄等人的排擠而失去相位。接踵而來，便發生了一場反理學的斗爭。公元1195年，由監察御史沈繼祖出面。指控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說他是一個偽君子。甚至有人上書請斬殺朱熹，使他終于受到“落職罷祠”（取消做官資格）的處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學為偽學”，列《六經》、《語》、《孟》、《中庸》、《大學》為禁書。公元1198年再下詔，令道學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若“進非不悔”，則“必罰無赦”。同時又制定了《偽學逆黨籍》，列為“道黨”者共59人，其中包括宰執4人，待制以上13人，其他官員31人，武臣3人，士8人。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了沉重打擊，以至門人故交常過其門而不敢入。但朱熹卻能鎮靜自若，照常“講學不休”，直至老死。

    四、朱陸鵝湖論學理學殊途同歸

    在南宋的理學家之中，陸九淵也是名氣很大的人物。陸九淵與朱熹同時，小于朱熹9歲。二人在治學目標上基本一致，而其思想方法和認識途徑卻大不相同。朱熹的理一元論把自然界和封建社會中的一切社會關系以及一切思想、行為準則都歸結為“理”的體現。在治學方法上，他主張通過多讀書，“泛觀博覽”去達到對“理”的認識。由于這種方法十分復雜繁難，必須下最大功夫才能達到目的，因此陸九淵覺得它大支離煩瑣，按照他的“心即理”觀點，他主張求理不必向外用功，只須“自存本心”，“保吾心之良”，就可以達到對“理”的把握。

    從哲學觀點上講，朱、陸兩家是南宋時期唯心主義理學內部的兩個不同學派，由于觀點不同，兩家在學術問題上進行了長期的爭辯。朱陸二人的辯論方式，主要是通過書信的往來進行交鋒，然而鵝湖之會卻是一次例外。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為了調和朱陸之分歧，由另一位著名學者呂祖謙發起，邀請了朱熹和陸九淵、陸九齡兄弟共四五人在信州鵝湖寺（今江西鉛山縣境內）集會，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為學之方”。這便是我國學術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

    會議開始，陸九齡首先發難，作詩表明觀點：

    孩提知愛長知親，古圣相傳只是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朋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朱熹聽了一半，就對呂祖謙說：“子壽（陸九齡字）早已上子靜（陸九淵字）船了也。”辯論開始，陸九淵再用一詩和陸九齡以表白自己的觀點：

    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大華岑。

    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沉浮。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辯只今。

    陸氏兄弟把他們的為學之方標榜為“易簡功夫”，而譏笑朱熹的治學之道是“支離事業”。陸學是從“心即理”的宗旨出發，認為朱熹的“泛觀博覽”和“即物窮理”的認識途徑是支離煩瑣，不切實用，因而主張“切已自反”，“發明本心”，這就是他們的“易簡功夫”。實際是一種直覺主義認識方法。

    朱熹聽了陸氏兄弟的詩，很不高興。會議進行了三天，雙方各持己見，最后只好不歡而散。事后，朱熹批評陸九淵說：“子靜之學，只管說一個心…&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