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承認矛盾對立終歸形而上學

    朱熹發展了二程“無獨必有對”的矛盾觀。認為在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現象中，都存在著兩兩相對的矛盾。他說：“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動便有靜”。又說：“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后、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其無一物無對而孤立者。”（《語類）這種“天下之物未嘗無對”的思想，是朱熹對二程“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的進一步發展。他說：“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對中又自有對。”（《語類》）“對中又自有對”的思想，進一步揭示了事物內部矛盾對立的關系，說明在每一事物內部都是一分為二的。他指出：“陽中又自有個陰陽，陰中又自有個陰陽。”“以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于無窮，皆是一生兩爾。”（《語類》）把每一事物內部的“一生兩”、“一分為二”的關系看成是“節節如此，以至于無窮”，這是對二程“無獨必有對”思想的進一步深化。

    事物除了對立關系之外，對立事物之間還存在著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的關系。朱熹說：“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語類》）。進而他又說：“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辟、升降、浮沉無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規亦不可一日不相無也。”（同上）他得出結論說：“凡物無不相反以相成”。（《語類》）這是對事物矛盾對立統一關系的基本概括。朱熹還認為，對立的事物也可以相互轉化，“陰變陽、陽變陰”，各向其反面轉化。他說：“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這個退一分，那個進一分”，“陽極生陰，陰極生陽”（《語類）陰陽之間存在著相互克服和斗爭的關系，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超過極限，就相互換位。

    以上是朱熹思想中的閃光之點。然而在其理一元論世界觀的約束下，上述合理思想最終又走上了形而上學的歸途。朱熹講矛盾運動和轉化，只限于部分自然現象，不是普遍法則。他說：“陰陽有個流行底，有個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這是說，陰陽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形成寒暑往來，這是陰陽運動變化的性能。陰陽既分之后，形成天地、上下、四方，就永遠定位不變了。這顯然是形而上學的觀點。與此相應，在社會政治倫理方面，朱熹也是持形而上學觀點。他認為封建的等極秩序和綱常倫理是永恒的“天理”，永遠固定不變。他說：“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文集》）把君臣父子之位和封建倫理綱常視為永恒不變，這是直接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的形而上學觀點。

    在動靜關系上，朱熹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看法。他說：“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日動而生陽，必竟未動之前須靜，靜之前又須是動。推而上之何見其端與始。”（《語類》在陰陽動靜的源頭上，朱熹比周敦頤進了一步。“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的看法是朱熹對動靜起源的辯證猜測，對后人具有啟迪作用。他看到了動靜之間既相矛盾又相依存。他說：“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為也。”（《文集》）說明動靜之間的對立依存關系是天理之自然的規律，非人力所為。因此，“動靜相資”，“陰靜之中自有陽動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靜之根。”（《語類》）這種動靜相因的思想無疑是正確和深刻的。但是，朱熹的動靜觀最后還是以循環論告終。他強調動靜相因，但又主張“靜主動用”和“理靜氣動”。認為陰陽二氣之所以運動，是本體“理”的作用，“理”主靜而“氣”主動，“理”是客觀精神本體，因此運動是由外面的“理”支使。這就陷入了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在運動的方向上，朱熹又提出循環論的觀點。他說：“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語類》）“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余事”（《文集》）。認為運動是以循環的形式存在的。循環論看不到事物的螺旋發展和波浪式前進的趨向，而認為只是如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往復循環，永遠在原來的圈子中踏步。

    綜上所述，朱熹在發展觀上是從承認矛盾對立和發展開始，最后又歸宿于形而上學的不變論的。

    （三）提倡“格物致知”，強調“知先行后”

    “格物致知”出于《大學》“致知在格物”一語，原無認識論意義，基本上是講對一般道德的體認。明確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解釋“格物”的第一個人是程頤。他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日窮其理而已矣。”（《二程遺書》）朱熹繼承了二程的說法，并建立了更系統的格物窮理說。他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大學章句補。格物致知傳》）他通過對“格物致知”的闡釋，表述了自己的認識論思想。

    從認識的目的來看，朱熹講“格物致知”是為了當圣人。他說：“《大學》格物致知處，便是凡圣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賢之域。”（《語類》）認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無論如何都是凡人，只有達到“物格知至”，方可進入圣賢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體內容是“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事故。”（《文集》）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義、禮、智等封建道德，“人倫”、“圣言”、“事故”則是天理的闡發應用。朱熹認為，如果放棄對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樣，回不到老家。他說：“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文集》）

    在認識路線上，朱熹提出了“以身為主，以物為客”的命題。注意了認識主體和客體的區別。他說：“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語類》）這“知”是指認識能力，“理”和“物”指認識對象。他說：“格，致也，盡也”，“物，猶事也。”窮究事物之理達到極點就是“格物”。“致”，推究也，“知”猶識也。推展心中的知識至于極致，就是“致知”。由格物才能致知。因此，朱熹也主張向外追求知識。他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于一草一木、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缺了一書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與他理會過。”（《語類》）這是朱熹認識論中的合理部分。他主張一事一物地去窮格物理，而窮理的方法又是學、問、思、辯等形式，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學與問是聞見功夫，通過讀書論學，評論古今人物，應事接物等途徑去認識物理。第二步是思辯功夫，朱熹主張“沉思”，“潛思”、“反復推究”和“觸類旁通”，通過分析類推，達到內心“豁然貫通”窮盡天下之理的目的。他說：“一物格而萬里通，雖然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后脫然有貫通處耳。”（《四書或問》）這里的“脫然貫通”是建立在“積習既久”，不斷積蓄知識的基礎上，含有認識飛躍的合理因素，故不可簡單地認為是神秘主義的“頓悟”。

    朱熹的上述合理思想，由于受其理一元論世界觀的局限，最后還是被窒息于唯心主義體系之中。他講“致知”，是擴大心中的先驗認識，由于物我都統一于“太極”，“太極”分殊之理既在物中，又在心中，“理之在物與在吾身只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