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湖之會雖然只辯論“為學之方”，但也涉及兩派在心物、心理關系上的分歧。朱熹認為“理”在心外，所以要通過“泛觀博覽”和“格物致知”而達到對理的認識；陸九淵則認為“理”在心中，“心即理也”，所以主張通過向內用功“發(fā)明本心”去達到對“理”的體認。

    鵝湖之會以后，兩派繼續(xù)進行辯論。主要是對無極太極和形上形下等問題的分歧。朱熹講“無極而太極”，強調“無形而有理”，其目的在于說明“理”是形而上的，貫通萬物的根本。陸九淵不同意朱熹的說法，他認為，沒有必要去區(qū)分形上形下。在陸九淵看來，太極就在心中，心就是理，就是宇宙萬物之根本，不承認心外有道。因此，陸九淵指責朱熹在“太極”之上加“無極”是“疊床上之床”、“架屋下之屋”，全是多余。通過無極太極和形上形下的辯論，充分表明：在本體論上，朱熹屬于客觀唯心論者，陸九淵是主觀唯心論者。從哲學基本問題上講，他們都是唯心主義者；從治學目標上看，他們都是為封建主義的統(tǒng)治制度制造理論依據。對這一點，后來黃宗羲做了正確結論，他說：“二先生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見不合，亦不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無有背于圣人。”（《宋元學案·家山學案》）總之，朱、陸在學術上的分歧，不屬于世界觀上的根本分歧，而是殊途同歸。

    鵝湖之會5年過后（1180年），陸九淵來到白鹿洞書院拜訪朱熹，請為其兄陸九齡撰寫墓志銘，二人一見如故，十分友善，并且表現了互相仰慕之情。朱熹不僅接受了陸的請求，同時還邀請陸九淵為書院師生講學，陸也欣然同意，他的題目是講解《論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章，聽者深受感動，給師生們留下了良好印象。這件事說明朱、陸的觀點雖有分歧，但他們在學術交往和待人處事的態(tài)度上都具有寬豁大度的君子之風。

    五、倡辦文化教育重建書院學規(guī)

    朱熹既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yè)，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倡辦文化教育的目的，雖然是為了宣揚維護封建制度的政治倫理思想，傳播儒家的道德文化，但也做出了許多有益于后世的貢獻，起到了弘揚民族文化，推進學術發(fā)展的作用。朱熹在世之時，曾經整頓了一些縣學、州學，又親手創(chuàng)辦了同安縣學、武夷精含、考亭書院。特別應當提出的，是他重建了白鹿洞書院和岳麓書院，并且還親自制定了學規(guī)，編撰了“小學”和“大學”的教材。為封建國家培養(yǎng)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不少著名的學者，形成了自己的學派。下面主要介紹一下朱熹重建江西白鹿洞書院和湖南岳麓書院的事跡，以窺見其教育活動和教育思想的一斑。

    公元1179年，朱熹知南康軍的時候，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白鹿洞書院是宋代四大著名書院之一。原址在江西星子縣境內廬山五老峰東南。此處曾經是唐代名士李渤隱居講學之處，當年李渤喜養(yǎng)白鹿，因此得名。南唐開始在此建立學舍，號為廬山國學，宋時又在此建立書院。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朱熹知南康軍時，派人訪查白鹿洞舊址，并撥款重建了書院，又遍搜江西諸郡書籍文字以充實藏書，購置日產以供辦學之用。書院得到朝廷的認可，教學活動由朱熹親自主持。他特為書院訂立了學規(guī)，又經常為學生解答疑難問題，對他們誨誘不倦。

    從朱熹的學規(guī)（名為《白鹿洞書院揭示》）的基本精神上看，主要是按照圣賢的教導要求學生。第一條：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五教之目”；第二條：以《中庸》所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為“為學之序”；第三條：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為“修身之要”；第四條：以“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第五條：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要”。這些學規(guī)的內容，完全在于實行封建的綱常倫理，它總結了孔孟以來儒家的禮教體系，體現了其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人際關系準則。因此，這個學規(guī)就成了后來各書院訂立學規(guī)的標準。

    公元1194年，朱熹在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任內，又在長沙重建了岳麓書院。岳麓書院舊址在長沙岳麓山，原為北宋初期潭州太守朱洞所創(chuàng)建，也是宋代四大著名書院之一。然而這個書院在朱熹來潭州以前，已是名存實亡。那時潭州已是“師道凌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文集》卷100）。朱熹來此之后，雖然政務煩忙，仍積極抽出時間著力恢復書院，又親自參加講學。他還在湖南各地延聘了一些教師，并廣招生徒，來此就學者曾達到千人。據《朱子年譜》記載：“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這說明朱熹在岳麓書院講學期間，對書院的建設付出了很大的力氣，同時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所書院直到明清時代仍然是一處著名的高等學府。

    六、闡義理之奧秘集理學之大成

    理學又稱道學，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意識體系，它是以研究儒家經典的義理為宗旨的學說，即所謂義理之學。從研究方法上說，理學不同于過去以注釋儒家經典為主的“漢學”。故人們又稱宋代開始的義理之學為“宋學”。從世界觀的理論體系來看，理學是在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新的哲學思潮。在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中，有以“氣”為最高范疇的哲學家，如張載、羅欽順、戴震等人，也有以“理”為最高范疇的哲學家，如二程、朱熹、陸九淵和王守仁等人。人們一般所說的“理學”，主要是指程朱和陸王之學，因為無論程朱或陸王，都把“理”作為自己哲學體系的最高范疇。這是宋明理學的主流。

    理學思潮的興起，從政治上說，是為適應趙宋王朝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的需要。鑒于唐宋藩鎮(zhèn)割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綱五常之道絕”（《五代史》卷16）的歷史教訓，為防止再度發(fā)生“臣弒其君”和“以下犯上”的事件，經過北宋建國以來幾十年的艱苦營造，才建構了理學這樣一種學術思潮，它萌發(fā)于晚唐的韓愈“道統(tǒng)”說和李翱的“復性論”，奠基于周敦頤、邵雍、張載，初創(chuàng)于程顥、程頤兄弟，朱熹則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其基本思想大致如此。

    （一）健全理本體論，闡發(fā)義理之奧

    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體論思想，他在二程初創(chuàng)的唯心主義理學基礎上，總結了北宋以來唯心主義理學加唯物主義理學斗爭的經驗教訓，建立了一個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使之達到了唯心主義理學的最高水平。后人在習慣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學說稱為“程朱理學”。

    朱熹和二程一樣，把“理”作為最高的哲學范疇。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以此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70。下引此書簡稱《文集》）宇宙間的一切都充斥著一個普遍流行和無所適而不在的“理”，理生天地，成萬物之性，展現為“三綱五常”。無論自然、社會和倫理道德領域，都體現了“理”的流行。理無所不在，這是對二程理一無論的繼承和概括。

    在此基礎上，朱熹又提出了“太極”這個概念，認為“太極”是“理”的總體。他說：“總天下之理，便是太極”（《朱子語類》。下引此書，簡稱《語類》。）他還認為“太極”是“理”的最高體現；“至于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語類》）這就進一步完善了理一無論的世界觀，使之更加完備。朱熹的理一無論哲學體系，主要可分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理與氣、理與事的關系上，主張理氣統(tǒng)一。為此，他借用了張載氣化論的思想資料，對理本體論的世界觀作出了合乎邏輯的論證。其論證方式分兩個步驟：

    第一步，就具體事物而言，朱熹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