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覺得通過邀請這些作家，科學院深入生活，可不可能像當年那樣，涌現出一大批經典的文學作品，對這一代人影響這么深？

　　郭曰方：現在看來比較困難一些，因為時代不太一樣。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當時我們的科學家被列入“臭老九”，地位很低。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們國家需要發展科學和教育，非常需要科學家出來工作。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當時是科學的春天，科技大會，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家們來寫科學家，是很震撼的。現在我們國家的科學家數量大大增加，地位也大大提高，我們光院士將近1000名了，他們的地位、待遇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大。但是只要我們作家深入下來，真正了解了我們科學家以后，他們會寫出非常好的作品。

　　主持人：現在是科學家群體。

　　郭曰方：過去的科研工作是比較單純的，現在學科交叉了，發展科學靠群體，靠團隊，當然個人作用也很大，我們現在出了很多優秀的科學家，但是寫出比較生動，比較深刻的文學作品，還需要一定的時間，起碼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寫出來超過那個時期有影響的一些文學作品。

　　主持人：您在這方面一直起著帶頭的作用。

　　郭曰方：不是，因為我在院里時間長，我應該做，究竟做得怎么樣，現在看來，初步效果是好的，但是和他們還無法相比，我還想繼續努力。

　　主持人：最近咱們全國范圍內，都在開展八榮八恥榮辱觀學習的活動，八榮八恥當中，明確提出了以崇尚科學為榮，剩下還有包括熱愛祖國、服務人民，艱苦奮斗這些精神，光榮的品格，在我們科研工作者身上也一直是持續的體現著，您創作的《人民科學家頌》這個詩集和八榮八恥有什么內在的聯系？

　　郭曰方：胡總書記最近提出來要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正確對待八榮和八恥，他所講的八榮，實際上就是對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最經典的概括。很多科學家為了科研事業，不要名，不要利，隱姓埋名，在荒漠里面去奮斗，他們的待遇當時也很低，那么多科學家，他們在海外待遇很高，像錢三強，人家給他很高的待遇，老一代科學家都是這樣，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內非常困難，他們待遇也很低，他們都回來了，為什么？他們追求的是一種精神，所以我覺得，胡總書記這種經典概括，是我們民族精神的精華。科學家用他們的行動證明了，他們是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脊梁。這跟胡總書記提出的八榮是一致的，而在他們身上所體現的這種精神，可以說把八榮表現得淋漓盡致，非常充分。所以在今天胡主席把我們民族這種最寶貴的這種精神作為一個經典概括，在青少年中，包括我們科技人員大家都要來學習，對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意義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您在1994年和李漢秋老師編寫了《新三字經》這本書，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先后發行了有一千多萬冊，發行地區包括臺灣和東南亞這些地區，您能談談創作這本書的目的和主要效果？

　　郭曰方：《新三字經》這本書影響比較大，這和當時的情況有關，當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很多年輕的朋友很重視知識的學習，我們家長和孩子們非常重視專業知識學習，但是從某一方面講，我認為在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我們還沒做得很好。所以在94年的時候，李漢秋先生他在兩會上提出一個提案，希望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因為《三字經》也是我們過去影響比較大的一本書，對孩子進行教育的一本很好的書，但是有些內容他比較陳舊，加上一些觀念都是比較傳統的，能夠給它加進一些新的內容，我就跟他倆人寫了經文，后來李韻也參加進來和我們一起搞注釋。這本書實際上是對低幼兒童這一段的孩子進行啟蒙教育的一本書，前年又重新修訂了一下，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這本書我們也沒有想到影響會那么大，書的內容很多，包括人文方面的，我們的民族的一些優秀的品德教育方面的一些對待名譽、團結、天文、地理、歷史、科技方面的知識，內容很廣泛，對孩子教育是一本很好的課外輔導物，北京大概賣出了40多萬冊。我記得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搞簽字授書，一小時賣出差不多300本，書店的售貨員都在后面排隊。

　　主持人：比明星簽名售書還受歡迎。

　　郭曰方：有一種當明星的感覺。路院長還出席了首發式，首發式完了以后簽名售書。

　　主持人：《新三字經》在當時好像不僅這一本？而這個版本是唯一一版再版的，其它的那些影響都沒有這本大？

　　郭曰方：因為它是最早寫的，我們發表新三字經經文是在8月7號，當時在光明日報首先發表的，社會評價很好，反映不錯，趕快編書，就編成書了，后來這本書被日本翻譯到人本去了，臺灣也在賣，香港、澳門更多了，東南亞地區更多。當時我們幾乎所有城市的地攤上都有這本書，應該說它的內容很好，因為這個沒有過時的問題，到現在那些內容對孩子進行教育還是很好的，北京一些學校把它作為課外輔導的一個版本，每個人一冊，讓大家進行學習，試點單位，北京一些小學在做，效果不錯，家長們很歡迎。家長們對孩子教育非常重視，都是自愿買了不少，我記得最緊張的時候，內蒙古的大卡車在我們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