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最近放映的張藝謀的大片《英雄》，您看了嗎？你覺得文學對于電影是不是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了？

    白樺：作為一個觀眾，我在１２月２２日晚看了電影《英雄》。的確，從電影《英雄》的制作來看，文學對于電影真的是越來越不重要了。大家都記得張藝謀以前執導的電影大多是從文學作品改編的，即使不是改編，其創作動機也是來自某一文學作品。這一次不同，它不僅是一部與文學無關、而且是與文學相悖的作品。為什么有這一改變呢？可能是由于他越來越自信的緣故吧。這種自信包括他能越來越多地吸引拍攝資金，越來越懂得炒作的分量，越來越得心應手地駕馭電影的科技手段……等等。

    約在３０年前，法國新小說派興起的時候，一批新小說家不僅寫過許多與通常的文學相悖的作品，而且著名新小說派作家羅布·格里耶帶著他的新觀念涉足了電影。他把本來應該有血有肉的人物抽象為符號，去圖解某種概念，精心在形式的構造上下功夫，從而達到極致。十年前，我在巴黎曾經和羅布·格里耶先生有過一次長談，那時，他已經早就回歸到文學語言的探索之中了。對于自己過去的探索，只淡淡一笑。我以為，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他的嘗試都是有益的。

    各民族的神話、童話和武俠小說吸引讀者的一大要素是：往活動在幻想中的符號身上盡可能地注入人性，而電影《英雄》卻恰恰相反：把本來的歷史人物抽象為符號。我在珠海一間爆滿的影院里看此片，觀眾在整個看片過程中，有兩次情不自禁的哄笑：一處是秦始皇說到他心有所悟的時候，一處是殘劍最后回答飛雪詰問的時候。這兩處正是編導者的主旨之所在。這兩處的觀眾反映特別引起我的思索。我想，觀眾所以情不自禁地發笑是因為：一、觀眾不明白秦始皇的悟從何來？而且從情感上很難接受秦始皇式的“天下”與“和平”。二、殘劍心中除了“天下”，果真還會有飛雪么？由于《英雄》中的人物都是符號，對于影片《英雄》中的秦始皇這個歷史人物的品評也就無從談起了。

    中國人應該為詩歌驕傲

    記者：您對當今詩歌的狀況是怎么看的？

    白樺：一方面是詩歌愛好者漸漸在減少，另一方面缺少真摯動情的詩歌。就是說，供求雙方都有問題。不信你可以翻開刊登詩歌的月刊，每一期都很難找到幾行讓你心動的詩句。那些重復的意象，重復的立意，重復的比興……當然得不到詩歌愛好者的青睞！

    電影觀眾的減少是世界性的。詩歌其實并非如此。近年來不斷有詩人獲諾貝爾文學獎，就是證明。俄羅斯目前仍然有風靡全國的詩人，東歐、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也都有家喻戶曉的詩人。因為那些詩人用本民族最美好的語言唱出人們很容易發生共鳴的歌。詩歌生命力的長短，決定于能不能在一個盡可能長的時間和盡可能大的空間里產生共鳴。有些詩人對自己同時代人的命運不感興趣，不了解他們的心靈，卻奢談他們是在為未來的人寫作。現在的人都記不住他們的詩，未來的人會讀他們的詩嗎？

    我最喜歡朗誦的唐詩是陳子昂的《登幽州臺》，他只使用了最普通、最簡煉的四句短短的漢語，在天地間，營造出一個充滿悲愴的氛圍，感染了我們一千多年。詩人追求的不就是這樣的共鳴么！波德萊爾，好極了！艾科瑪托娃，好極了！但我們讀到的波德萊爾和艾科瑪托娃都是他們的譯本。詩歌從來都不可能有完美的譯本，因為越是經典詩人，越是無法把他們的詩準確地從他們的母語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試想，誰能把《登幽州臺》氛圍、意境和內涵用任何一種外語準確地傳達出來呢？然而有些年輕詩人偏偏不去繼承自己民族的遺產，而去臨摹一些西方贗品。臨摹得很不像樣，實在是難看。我在歐洲遇到過一些詩人，他們都說：“啊！千萬別和中國人談詩，他們身上有李白的血液。”我們沒理由妄自菲薄。詩歌不應該消亡！尤其是在中國。嘆息尚且還有回聲，何況詩歌呢！

    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

    記者：在一個越來越商業化的社會里寫作，作家寫作前是否要考慮市場？是否需要花些時間來研究、理解當今讀者的閱讀喜好？

    白樺：據我了解，不少作家都在寫兩種作品，一種是“為稻粱謀”的作品，一種是不寫出來死不瞑目的作品。這很正常，在西方也有這樣的作家。中國當今的作家們多數對于文化市場和讀者群以及他們的喜愛都很有研究，這也是應該做的。

    記者：孫犁前輩曾對某些人自命先鋒、鄙視前人的言行，發表觀點說“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高峰，后來又不斷地出現新的高峰。群峰并立，形成民族的文化。在真正的作家當中，各人的文學成就和文化特色有如山勢，不存在誰比誰落后的問題。”對文壇中出現的以后人否前人，熱炒新秀的現象，您是怎么看的？

    白樺：我以為孫犁先生的觀點很對，的確“不存在誰比誰落后的問題”。藝術品的新與舊是怎樣來衡量呢？四川三星堆的出土藝術品是三千年前的創作，舊嗎？我看未必。但是，炒作沒商量，金錢響叮(當加口旁)。既然是金錢的聲音，就很難用語言來理論了。許多炒作的操縱者是不讀書的，有些評論家也是不讀書的，即使是讀書的評論家，也可以作誅心之論而不面紅耳赤。不過，這些對于孤獨的文學守望者來說，其實都不重要。　

    白樺，原名陳佑華。１９３０年生于河南，屬于生于憂患的一代。１９４７年參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二野、昆明軍區、西南軍區及總政治部從事宣傳、文化、教育和文學創作。１９５８年被劃為右派，擱筆多年，致使全部青春付諸東流。“文革”后中斷多年的創作得以繼續，但作品多有爭議。１９８５年轉業到上海。１９８８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寫作計劃，并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明尼蘇達等二十余所大學做巡回演講。１９８６年以后應邀出訪過美、法、德、日、澳等十幾個國家。在創作上，幾乎嘗試過所有的文學形式：詩歌、小說、電影、戲劇、散文等，均有結集出版。 （章梅　李賀）【原標題：白樺:文學中應看到痛苦和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