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跟自己干仗”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的小說大多在寫煤礦或農(nóng)村，它們成就了您，但會不會也限制了您？
　　
    劉慶邦（以下簡稱“劉”）：我的小說基本上都是在寫煤礦或農(nóng)村這兩方面，因為這兩方面比較熟嘛。但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局限”，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熟悉的題材領(lǐng)域，一個作家，他肯定是自己熟悉什么寫什么。不要擔心老是寫一種題材會造成重復(fù)，重復(fù)是不會的。這跟打煤井一樣，要在一個地方打，打得越深才可以打出煤來，東打一個地方，西打一個地方，那是勘探，那不是采煤。采煤是選準一個地方一直地打，這樣才容易打出好的煤來，產(chǎn)量也會高。礦上有一個術(shù)語叫“獨頭掘進”，我的煤礦生活寫作也像一種“獨頭掘進”，而不是“多頭掘進”，我會這樣一直的“掘”下去。
　　
    記：您的很多小說，比如《燕子》，內(nèi)容表現(xiàn)的是礦難，但所用的語言卻是很詩意的，為什么？
　　
    劉：一部作品，首先一定是美學，其次才是它的批判功能。沒有批判，它就失去了知識分子的立場；但是如果沒有審美的眼光，它就很可能沒有翅膀，不能走到更廣闊的天地去。
　　
    我的文學觀是，小說先審美后批判；先詩意，后歷史感；先人性后是社會性；先是趣味，后是意味。如果只寫社會性，它就跟新聞沒有區(qū)別，寫的時候先要考慮人性。沒有趣味，就要照顧讀者的審美，而意味就是思想性。
　　
    記：以《神木》和《燕子》為例，有人將您小說里的美學風格分為柔美和酷烈兩大類。
　　
    劉：對這兩種風格迥異的小說，我自己也曾做過理性的分析。柔美小說是理想的，酷烈小說是現(xiàn)實的；柔美小說是出世的，酷烈小說是入世的；柔美小說是抒情的，酷烈小說是批判的；酷烈小說如同狠狠抽了人一鞭子，柔美小說馬上過來撫慰一下。我就這樣處于矛盾之中，一直是自己跟自己干仗。
　　
    記：到目前為止，您在創(chuàng)作上有沒有什么遺憾？
　　
    劉：一開始寫作總會不是很完美，以后的寫作可能還是會有遺憾。創(chuàng)造精神世界，你追求完美，最后可能還是不完美。現(xiàn)實世界其實不完美，沒什么可寫的，這才需要作家去創(chuàng)造一個精神世界。老子說，信言不美。我的理解是，他說的是現(xiàn)實是不美的，虛構(gòu)的東西才是美的。老子太厲害了！
　　
    記：您曾說過，作家要承擔自己的責任，但另一方面，作家承擔的東西太多又會損害文學的品質(zhì)，那這個度應(yīng)該如何把握？
　　
    劉：對，這就是文學的一個悖論。一個作家的責任感，包括很多方面，審美情趣啊，人格立場啊，但是文學又不能要求太多。
　　
    在寫《遍地月光》的時候，我寫過一個后記。我說，文學對社會來說是無用的，但我強調(diào)它的無用之用。我用陽光和月光來比喻，陽光是現(xiàn)實的，有用的；月光是精神的，無用的。我們離不開陽光，但也離不開月光。
　　
    記：您在文壇被稱作“短篇小說之王”，但眾所周知，短篇小說費力不討好，不僅創(chuàng)作困難，而且在出版、評獎上也不占優(yōu)勢，您為什么一直堅持寫短篇？
　　
    劉：“短篇小說之王”什么的我不敢當。我認為，衡量一部小說優(yōu)劣的標準不在于篇幅的長短，而是要看它的內(nèi)在價值。如今，市場比較看好長篇小說，似乎其更容易成名得獎，若改編成電視劇還可以獲利。我自己也寫長篇和中篇，但是我更鐘情短篇的創(chuàng)作。我覺得正因為寫短篇既難成名，也難獲利，所以它才更接近純粹的文學藝術(shù)，更接近作家的心靈。我寫大量的短篇小說，其實是對文學商品化、市場化的一種對抗。文／本刊記者 李肖含 圖 宋漢曉【原標題：劉慶邦：作家就是要“感情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