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的欲望得到極大滿足之后，性的能量和性的消費獲得大幅度增長和大量釋放，社會變得骯臟起來。但是，若像三年大饑荒那樣，掐斷了人們賴以生存的口糧，白茫茫大地干凈倒是干凈了，但那種干凈是多么可怕。

　　劉慶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農村，當過農民、礦工和記者，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紅煤》《遍地月光》等七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遍地白花》《響器》《黃花繡》等三十余種，并出版有四卷本劉慶邦系列小說。

　　短篇小說《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神木》《啞炮》先后獲第二屆和第四屆老舍文學獎，中篇小說《到城里去》和長篇小說《紅煤》分別獲第四屆、第五屆北京市政府獎，長篇小說《平原上的歌謠》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提名獎，長篇小說《遍地月光》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七次獲《北京文學》獎，三次獲《小說選刊》獎，五次獲《小說月報》百花獎，三次獲《十月》文學獎，二次獲《人民文學》獎，四次獲全國煤礦文學烏金獎等。根據其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

　　劉慶邦現為中國煤礦作協主席，北京作協副主席。

　　網絡小說和傳統的短篇小說可謂創作的兩極：網絡寫手每天能寫一萬字，但傳統短篇琢磨來打磨去也只有萬把字，除卻體驗生活、構思情節，不說反復修改單單寫作便要數十天；網絡小說長篇大論，可收獲數億點擊，短篇小說的網絡讀者卻屈指可數；有網絡寫手稱年收入上百萬，而傳統短篇作家還拿著千字百元的稿費……一位知名的網絡寫手說，他每天寫一萬多字，不追求什么文學品質，讓勞碌一天的讀者看后一笑，作者得到點擊率，掙到稿費就完。而劉慶邦的小說，卻是越寫越疼痛。

　　所幸他有“短篇王”的名號，眾多學者把他的作品拿到講堂或論文中條分縷析，當作范本。

　　李敬澤在《鞋》中看到了小說悠遠的文脈，它來自古典傳統，經過沈從文、汪曾祺等現代作家的反復書寫，同時還包含著自我審視和對古老鄉土的回望；李潔非注意到劉慶邦《啞炮》中的筆墨情趣和漢語小說詩學、《西風蘆花》中庖丁解牛般的神技，并說，整體而言，短篇小說作者鮮有在劉慶邦之上者。

　　林斤瀾評價劉慶邦的小說“來自平民，出自平常，貴在平實，可謂三平有幸”。的確，劉慶邦不會玩花活兒，作品大多展現當下社會的生存狀態，表現作家對現實生活的困惑。

　　網絡文學無下限

　　讀書報：關注網絡小說嗎？網絡寫手動輒幾十萬字的速度，有的網絡寫手一天就可以寫一萬字，以這樣的速度寫短篇，大概一天能寫一篇。

　　劉慶邦：因生命資源有限，好多好東西還沒時間看呢，我很少看網絡上發表的小說。

　　我不贊同用網絡為文學命名。網絡只是一個平臺，一個載體，它本身并不是文學。如同石頭、竹簡、羊皮、紙等，都曾是文學的載體，我們不能稱之為石頭文學、竹簡文學、羊皮文學和紙文學一樣。

　　無論文學載體怎樣變來變去，天不變，道亦不變，文學的本質是不變的。歸根結底，文學要求寫作者懷抱人道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誠的態度去寫人，寫人的豐富感情，直抵人性的深處。作品品質的高下，取決于創作者創作水平和人格的高下，網絡的出現給創作者幫不上多少忙。

　　我曾給《文匯報》寫過一篇談網絡文學的文章，叫《網絡無邊心有邊》。我的看法是，文化是一種含蓄，文明是一種約束，自由并不是無邊無際。原始人赤身露體不算有文化，知道遮羞了才算有文化。放縱無度不是文明，有分寸感，懂得節制，才是文明。自由是相對邊際而言，沒有了邊際，自由就失去了意義。網絡是無邊的，但我們作者的心靈是有邊的。這個邊界可以說是一個下限，那就是作者的良心所在。我們要對他人負責，對社會負責，同時也是對自己負責。我們不能昧著良心寫作。

　　讀書報：您的作品有電子版嗎？在簽版權時，會不會格外留意電子版權這一項？

　　劉慶邦：我的作品不僅有電子版，可以說電子版滿天飛，我所有的作品在網絡上幾乎都可以查到。有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就可以貼我的小說，讓人毫無辦法。我也和有的公司簽過電子版權轉讓協議，但他們很少付給報酬。我們的權益不斷被侵害，但找誰去說理呢？在電子版權的問題上，我們只能忍氣吞聲，成了真正的弱勢群體。

　　讀書報：您對網絡的依賴多嗎？有沒有微博和博客？利用網絡都做些什么？

　　劉慶邦：我沒有微博和博客，平時很少上網。寫小說還是手寫。寫完了由我妻子幫我打出來。我承認自己是一個保守的人，寫作沿用的還是“爬格子”的方式。上網也主要是為了收發郵件。

　　回憶名利思想

　　讀書報：您第一篇小說是1972年當礦工時寫的，為什么寫完放了六年才發表？

　　劉慶邦：當時全國各地的文學刊物都停刊了，寫了小說無處發表，積極性很難維持。但我寫了第一篇小說沒舍得扔，把它壓在了箱底。此后六年，我沒有再寫小說，調到礦務局宣傳部搞通訊報道。寫人物通訊，對寫作也是一種鍛煉，對寫作素材也是一種積累。直到1978年，各地的文學刊物紛紛開辦，我想起自己也寫過一篇小說。翻出來一看，覺得還可以，就投給了《鄭州文藝》。讓我深感幸運的是，這篇在箱底睡了六年的小說一拿出來就發表了。

　　讀書報：那么到今年，您創作已經整整40年了。

　　劉慶邦：沒錯兒，從寫第一篇小說算起，我已經寫了整整40年。要是做別的手藝，我可能早就練得輕車熟路，得心應手。可寫小說這種事，誰都不敢說自己已經寫得很熟練，寫一篇成一篇。要是有熟練的感覺，恐怕離被小說拋棄就不遠了。

　　要說寫作歷程，至少在寫作動機上是不同的。在農村為廣播站寫廣播稿，是想擺脫農村，改變自己的命運。到了煤礦寫小說，是為了拿給女朋友看，顯示自己的寫作才能，以贏得愛情。調到北京繼續寫小說，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出名，為了得獎，為了掙稿費補貼家用。眼下的寫作，不能說名利思想一點兒都沒有了，但主要成為一種心理上的需要，是為了自我修行，完善自己。寫作的方法有過變化，也像西方的小說家學習過，但變來變去，又變了回來，回到了中國小說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