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有些作家不大愿意回過頭去看自己的作品，相反，有些作家卻愿意反復欣賞回味自己的作品。您屬于后者吧？

　　劉慶邦：是的，我的確聽有的作家說過，作品一經寫完，一經發表，就不再看了，事情好像過去了，跟自己沒什么關系了。我不是，小說寫完了我要看，發表后我要看，出作品集還要看。有時看得還挺感動，鼻子發酸，淚水模糊了雙眼。自己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孩子生下后，哪能舍得不聞不問呢！我覺得回頭看自己作品的過程，也是一種自我衡量的過程，如果還看得過去，還吸引著自己，并感動自己，說明作品是用心寫的。

　　讀書報：很多評論家用“完美”形容您的作品。那么您修改得多嗎？

　　劉慶邦：有人說作品是改出來的，我不大認同。我的小說寫完后，一般就不再改。我現在仍是用鋼筆在方格紙上寫作，沒用電腦寫作。我的手稿一格一字，干干凈凈，很少涂改。因為在寫作時，我全神貫注，調動全身的感官參與寫作，一字一句都仔細推敲過，寫完后就不用改了。再改很難找到當時的感覺，很難再進去。當然了，改不改都是一個習慣問題。我的習慣是不改。比如有人習慣用電腦寫作，有人習慣用鋼筆寫作，什么樣的習慣都會寫出好作品。

　　讀書報：很多大學開設了寫作教程。您認為小說寫作有特定的訓練方法嗎？

　　劉慶邦：不少作家認為寫作不可教，寫作方法不可傳授。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小說創作還是有規律可循，有技巧可學。我多次應邀到魯迅文學院講課，主要就是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講一些創作技巧。我們的寫作課講宏觀的東西比較多，講大道理比較多，講操作方法比較少。聽說美國也辦作家班，他們把一篇小說拆成零件，再把小說組裝起來，從技術層面講得比較多。這種做法雖然比較機械，但對寫作訓練來說是有效的。

　　讀書報：文學評論對您有啟發意義嗎？

　　劉慶邦：我看重文學評論。特別是對于評論我小說的評論，我都要看一看。前不久，貴州的何銳給我打電話，說今年《文學評論》第3 期發了王彬彬寫的一篇長篇評論，評論是以我的長篇小說《遍地月光》為例，談關于長篇小說的語言問題。得到信息后，我專門跑到社科院文學所《文學評論》編輯部討要了兩本雜志，回來拜讀后，受到了不少啟發。

　　我們寫小說偏重于感性，或者說是感性出發。而評論家的評論理性的東西多一些，評論家常常能說出讓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正是這些意想不到的東西，會引導我們的創作。

　　寫作不是集體行為

　　讀書報：在今年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中國作家館首次設立主賓省——河南省，提出“文學中原崛起”的概念。作為其中一員，您怎么看待“中原作家群”？

　　劉慶邦：中原作家群是存在的，這的確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但寫作從來都是個人的事，不是集體行為，是心靈化的內部生活，不是社會化的外部生活，寫作還得靠自己挖掘自己，自己完善自己。

　　讀書報：很多評論家注意到，無論是本土河南作家，還是走出來的河南籍作家，共同特點是“根性寫作”。不知您是否認同？

　　劉慶邦：一個地方出了這么多作家，應該與歷史有關，與土地有關，與文化有關，甚至與語言的優勢有關，值得分析。至于根性寫作，我覺得這不僅是中原作家的特點，全中國及至全世界的作家，哪個作家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誰沒有自己的根呢！

　　讀書報：您曾提到在多年的寫作中不斷要回去接接地氣，在“接地氣”的過程中，您體會到什么？有怎樣的收獲？

　　劉慶邦：一個作家要做到持續寫作，應具備以下六個條件：真正熱愛寫作；用學習的觀點對待寫作；用勞動的態度對待寫作；始終保持一顆平常心；知難而進；還要一個好身體。這六個條件當中，所謂學習的觀點，主要是不斷向生活學習。學習的過程，就是接地氣的過程。

　　讀書報：中原作家群要想走向世界，還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

　　劉慶邦：這個問題我回答不好，力不能及。我想，中原作家面臨的問題，也是中國作家面臨的問題。比如我們承認卡夫卡的小說寫得好，可我們學不會、寫不了那樣的小說。就算你使勁模仿，寫出來還是皮像肉不像，不是那么回事兒。這背后恐怕有一個缺乏務虛哲學支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