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以作詩當一回事，像獵人搜尋野獸一樣；當感覺強烈，情緒奮興的時候，他不期然的寫了。”葉圣陶在詩評《玉諾的詩》中，這樣描述徐玉諾的創作狀態。

　　葉圣陶繼續寫道：“他的稿子，往往有許多別字和脫落的地方，曾問他為什么不仔細一點，他說：‘我這樣寫，還恨我的手指不中用。仔細一點寫，那些東西便脫逃了。’”

　　徐玉諾絕不是苦吟派，讀他的詩，常覺得詩韻隨著內心的激情自然起伏，用葉圣陶的話說，“這么自然，沒有一點雕琢的痕跡，這么真實，沒有一些強作的呻吟。”

　　或許隨心所欲是徐玉諾最大的個性，他內心有寫作的愿望，就“不期然的寫了”，興之所至，一日數章詩文；寫作的愿望消失了，也就“不期然的”停了筆，“五六年來報章雜志只字不曾寓目”。

　　當然，問題絕不是這樣簡單，他突然退出文壇，令很多人遺憾而又無從索解，后來也有不少研究者試圖了解各種原因。有人認為是因為他遠離文化中心，缺乏開放式的“多方面吸收營養的素質”；有人認為生活重壓和家庭連續的不幸，使他心灰意懶，也迫使他為謀生四處奔波，不能安心創作；也有人認為，過分悲哀后的消極情緒，以及性格中的浪漫主義因素，使他“陷入可怕的放任自流”，因此限制了他在創作上的進一步發展。

　　對于這個問題，徐玉諾個人沒有做過正面回答，但1935年，他在淮陽中學開學典禮上的一次演講，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位前輩詩人。這篇演講的題目叫《修行重于修辭》：“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篇好文章。寫文章要注意修辭，但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修行。真正的愛國思想和行為，比修辭更重要。一個愛國人物的一生行為，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所以修行重于修辭。”

　　重修行甚于修辭，是徐玉諾的人生信念，或許是他放棄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他所說的修行，是指人生的大原則，大方向；至于細節，他卻有點粗枝大葉。他一生重仁重情重義，愛國愛家愛友，信守自己的人生原則，不茍且、不隨遇而安；而為人率性自由，不拘小節，純無心機。這種反差，產生了很多諧趣的“怪”故事。在他是再自然不過的舉動，別人看來卻是奇聞怪事，是狷介之舉，是“異行”。

　　對于徐玉諾這樣的怪人，胡適卻很贊賞：“說人家未說的話，做人家不做的事。社會一班人就給他一諢號，叫他‘怪物’。怪物原有兩種，一種是發瘋，一種是個性的表現。這種個性表現的怪物，是社會進化的種子……社會的進化，純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犧牲名譽、性命，而做可怪的事，說可怪的話以演成的。”

　　曾任復旦大學、四川大學教授的張默生是徐玉諾的同事、朋友，他寫作的《異行傳》一度風靡，其中一個人物就是“怪詩人徐玉諾”。在講述了徐玉諾諸多奇異不群、特立獨行之逸事后，張教授寫道：“作者所注意的，只是玉諾君的生活，故于他的詩及小說，均不敘及，因為他的實生活才是他的全部作品。”

　　徘徊故鄉天涯間

　　徐營村位于平（平頂山）魯（魯山）公路旁，這是一個有4000多人的大村落，徐玉諾故居就坐落在這個村莊中。

　　故居是一處樸素的農家院落，坐西朝東，東西各有三間房舍，冬日的風中，七八棵小松樹裝點出滿院的蔥翠。

　　故居的西屋布置成了展室，外面兩間的墻壁上，錯落有致地掛著徐玉諾各個時期的照片，把人帶回遠逝的歲月。照片大多是合影，不管是多少人的合影，最吸引人眼球的都是徐玉諾，特別是他的眼神，不管青絲還是白發，他的眼神始終如一：漆黑的雙眸，牢牢地盯著你，與其他人的眼睛相比，他的眼眸如聚光燈。

　　里間門口，是一張讓人不敢坐下的“老”躺椅，房間最里面是一張舊床，墻壁上掛著一把老舊的雨傘，靠窗戶的舊書桌上，老式臺燈、竹殼保溫瓶都渲染著懷舊的色彩。據說一切按照徐玉諾生前的樣子擺放。

　　這個紀念館規模不大，也很樸素，但所有的安排布置顯然都十分用心。為徐玉諾做這一切的，是他的女兒徐西蘭，孫子徐鑫、徐森。

　　徐西蘭曾參加抗美援朝，后來轉業到了武漢。六年前，她和兩個侄子創建了這個紀念館，此后每年都要回來住幾個月。對于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來說，故居的老躺椅、舊雨傘，牽連著煙雨般的思緒，無法言說也不用言說。在這里，她覺得溫暖；離開了，夢里都牽掛。

　　這里也曾是徐玉諾魂牽夢縈的地方。

　　徐玉諾曾在河南、吉林、福建、山東的20多個學校工作過。他很少在一個地方待兩年以上，也沒有像眾多五四作家那樣落戶大城市，難以割舍的故鄉情結，讓他一次次回歸家鄉。他曾在廈門大學工作，并負責編輯一份報紙的副刊，但幾個月后就待不下去了，因為和當地人言語不通，“說個事兒都得寫紙上”，覺得別扭，于是辭職北歸。“在外一不順心，就回老家了。”對徐玉諾深有研究的魯山人喬書明先生如是說。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家鄉也不能“禁錮”徐玉諾，他長期在家鄉與天涯之間徘徊。感謝那時候中國人遷徙流動的自由，徐玉諾得以周游南北，浪跡天涯，行蹤不定。他的足跡遍及十余省，先后在河南、山東、吉林、福建二三十所學校工作，其中有私塾、小學、中學、大學，有師范也有職業學校、成人學校。伴隨著四處漂泊的腳步，徐玉諾特立獨行、至情至性的故事，在全國知識界流傳。

　　送人千里周游南北

　　1921年夏，徐玉諾從河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后，即回家鄉擔任魯山公立小學校長兼國文教員。不過這個校長他只當了半年多，第二年年初，他辭職赴上海參加文學研究會的會議，隨后去福州英華書院教書，幾個月后辭職北歸，路過蘇州時，他去水鄉？直鎮拜訪筆友葉圣陶，兩個人已通了兩年的信，很談得來。

　　那天一大早，葉圣陶就去碼頭等候，他后來的記述，真切感人。聽到“報到的汽笛”，“期待的心緊張到了十二分”。乘客登岸，葉圣陶逐一打量，只見一個人黑布的衣服，沾了很多泥污，蒼黃的面孔，眼睛放射神秘的光，胡子乘風飄拂，“我仿佛被神秘的主宰命令似的”，搶上前去，握住那人的肩：“你——玉諾！”那人的目光“注定在我的臉上，幾乎使我欲避開”，這么端詳了一會兒，“隨即緊握我的手道，‘你——紹鈞（葉圣陶名紹鈞，字圣陶）。’”

　　葉圣陶回憶道：“這當兒有一種不可說的感覺，只覺得滿足，至今不能忘。”的確，那一次握手，讓相隔千里的兩人結下了跨越生死的友情。葉圣陶為這次造訪寫下速寫《火災》，這也成為他一部短篇小說集的名字，他還寫出了萬言詩評《玉諾的詩》。而徐玉諾在交談中表示，將把故鄉兵燹匪禍的慘烈寫成一系列小說，逐篇寄給葉圣陶看，后來他也兌現了這個承諾，寫出《一只破鞋》、《到何處去》、《在搖籃里》等名篇。

　　兩人的情誼延續了半個多世紀。徐玉諾去世20多年后，出任部級高官的葉圣陶還在牽掛著故人的后代。

　　告別葉圣陶，徐玉諾回到河南，在臨潁甲種蠶校擔任國文教員。在這里他工作了一個多學期，這次沒有辭職，是不辭而別。說起來，這次離去，徐玉諾自己也毫無預料。那天一位朋友北上，他將朋友送上火車后，似乎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就決定把朋友送到鄭州。一路上談論很是熱烈投入，火車到了鄭州也不知道，從鄭州開動時方才發覺，索性將朋友送到北平。下車后兩人分手，他才發現帶的錢不夠買回去的車票。

　　搖著頭，徐玉諾將隨身衣物抵押了點錢，在北平《晨報》的《職業介紹》欄登了一個求職啟事：“徐玉諾君愿充各級學校文學教授，或各報校對及各種書記員，每日可工作10個到14個鐘頭，月薪只須12元。”12元，正是他回家所需的路費。這則啟事的左側就是《百物出賣》專欄，因此被傳為“賣身啟事”笑談。

　　當時徐玉諾頗有名氣，這則啟事吸引了不少人，第一時間來的是周作人，讓后面來的都撲了空。那時俄羅斯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在周家，與魯迅、周作人感情甚篤，這時他突然起了故國之思，周氏兄弟正尋覓合適的人送他歸國。

　　聽徐玉諾說起自己的遭遇，周作人表示留他在京住些日子，到處看看，訪訪朋友，并允諾贈給南歸路費。當周作人說起愛羅先珂即將歸國但乏人相送時，徐玉諾提出愿意送盲詩人到東北。周作人和魯迅商量，覺得徐玉諾很靠得住，就托了他，并介紹說吉林毓文中學正在關內聘請教員，文學研究會的王統照已前去，可以在那教一段書，也可增長見聞。

　　于是徐玉諾繼續送人，一直把愛羅先珂送到哈爾濱，才折身去了毓文中學。

　　但沒過多久，不知何故他又翩然南下，先后在福建的集美中學、廈門大學教書，并在廈門《思明日報》編副刊，這時他寫信到臨潁甲種蠶校，寄來200張稿紙，讓同學們投稿。

　　三四個月后，因語言不通，說話要用筆談，他起了故鄉之思，于是辭職北歸。途經上海時，適逢車站人山人海的難民，看著種種凄涼場面，他熱淚涌動。當時他身上存有800多元，于是解囊分送，一會兒便“妙手空空”了。等意識到自己也是身在旅途時，身上連買票的錢都沒有了。躊躇了一會兒，他突然想，我又不是沒有錢，我是把錢都送給難民了。越想越理直氣壯了，不買票算什么？上車！上頭等車！于是大踏步跨上頭等車，神氣地坐下。

　　車行數站，查票者前來驗票，他突然站起，理直氣壯地用手指著自己的鼻梁厲聲喝問：“你還不認識我徐玉諾嗎？”查票員唬得退了兩步，連聲說，是是，以前不認識，并說，先生不要見怪，轉身向別人查票去了。

　　拋家舍業為抗日

　　后來十余年，徐玉諾輾轉各地，先后在洛陽師范、吉林毓文中學、淮陽師范、信陽女師、山東曲阜師范、煙臺八中、煙臺商務�？茖W校教書。在洛陽、淮陽期間，他的家庭屢遭變故，一子一女先后病故，他哀傷過度，也大病一場，無法教書，斷了生活來源。病情剛好，他母親又患了重病，孝順的徐玉諾不惜舉借高利貸，到處求醫問藥，但也沒能挽救母親的生命。無奈之下，他遠赴山東煙臺任教，省吃儉用還清了債務。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大舉入侵。此時徐玉諾任職于煙臺商務�？茖W校，他提筆給家里寫了封信，告訴妻子抗戰局勢十分嚴峻，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今后他要棄教從戎，投身抗戰，家里的一切事務拜托妻子辛苦。

　　寄出了信，他就去拜訪國民黨魯豫監察使方覺慧，要求北上抗日，很快被介紹到華北五省辦事處工作。他當即北上，途經濟南，見到火車站人山人海，向南的列車上車頂都爬滿了人。很多從前線撤下來的傷兵無人過問，有的蜷伏在地上呻吟，有的沿街乞討。徐玉諾大怒，他登上高臺，揮舞帽子，指著那些饑寒交迫的傷兵大呼：“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救助這些同胞，這些在抗戰中流血負傷的同胞！”簡短有力、激情澎湃的演說，震動了在場的所有人，他繼續說著，人們手中的錢雪片般遞過來。他將錢收攏好，捐給了那些傷兵。當時車站人來人往，這段故事后來廣為人知。

　　到華北五省辦事處報到后，徐玉諾收容了一批流亡學生，成立了戰地服務團，由他出任團長。但國民黨敗退得太快，這個戰地服務團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就在一次空襲中被打散。徐玉諾乘車前往新鄉，再次遭受空襲，同車死傷30多人，他幸免于難。隨后他受命到滑縣工作，一直堅持到1938年年初才被迫撤退。

　　1938年6月，徐玉諾回到家鄉，出任魯山民眾教育館館長，并創辦《民眾日報》，利用收音機收聽新聞，并寫作抗日文藝作品，石印出版，很受當地民眾歡迎，發行到鄰近幾縣。1942年，魯山大旱，民不聊生，徐玉諾被迫帶著家人前往南陽，先后任教于逃亡到那里的商丘中學等學校。1945年，他帶著家人回到魯山，邊種地邊教私塾。

　　魯山解放后，豫西軍區司令員韓鈞等人先后去看望徐玉諾，動員他出來工作。徐玉諾很感動，出面創建魯山縣立中學（現魯山一高），隨后調往省文聯工作，1958年病故。

　　徐玉諾病故后，他的后代陷入了困境。

　　1960年，他的兒子、被打成“右派”的魯山一高教師徐西亞去世，拋下徐鑫等三個年幼的子女。徐鑫兄妹三人回到徐營村，靠掙工分艱難度日。

　　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上，已八十多歲的葉圣陶兩次來到河南代表團駐地，提出希望及時落實政策，妥善安排徐玉諾的后人。隨后，徐鑫被安排在魯山一高當校工，徐森則被安排到一個小工廠。（全文完）

　　在人們廣泛看好時，怪人徐玉諾突然在文壇上銷聲匿跡。之后，他周游南北，行蹤不定，先后在河南、山東、吉林、福建等地的二三十所學校工作。但無論走到哪里，難以割舍的故鄉情結都牽引著他一次次回歸家鄉。圖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徐玉諾在曲阜時的照片，中間為徐玉諾�！跏紫�記者姚偉文圖【原標題：“怪詩人徐玉諾系列”之三　漂泊天涯異行感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