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曹靖華教授（左一）與北大副校長江隆基（左二），俄文系教研室主任李毓珍（右一）在北大俄文樓專家辦公室接待蘇聯專家西什金娜（左三）、卡普斯京（左四）、畢達可夫等。

    先師曹靖華是我國蘇聯文學翻譯的前驅和俄蘇文學學科的創建者。這二者雖然有聯系，但前者比較容易為公眾所熟知，因為有大量的翻譯作品流傳；而后者則有待于對學科史作系統的梳理方可彰顯。今年是曹先生誕辰110周年，藉此機會嘗試就此問題作簡要評述。

　　一百多年來我國引進俄羅斯蘇聯文學的歷程有過四次熱潮，如果將俄蘇文學學科的建設與這四次熱潮聯系起來，就能明顯看出曹先生的貢獻。

　　第一次熱潮在1921-1927年，規模和影響都比較小，重點是翻譯俄羅斯進步文學。這也恰好是北京大學俄文學系成立的時期。該系在民國八年（1919年）蔡元培校長任內創立，曹靖華是系里的旁聽生。這是我國高校第一次設立俄文系，開設課程五門：“文法、散文及會話、地理、俄國文學史、俄國歷史”，其中文學只占一門，重點是學俄語。但該系后來停辦，曹先生靠自己努力設法學了俄文，才得以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擔任蘇聯顧問團翻譯，期間并譯出契訶夫的文學作品。可以說這是曹先生的學術準備時期。

　　第二次熱潮是1937年至1949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急需介紹蘇聯革命文學以鼓舞國人的抗日斗志。曹先生此前已譯出了《鐵流》、《第四十一》，這時更成了主力，和戈寶權、茅盾等先生翻譯了不少作品，收入其主編的《蘇聯文藝叢書》和《蘇聯抗戰文藝連叢》。曹譯包括有高爾基、肖洛霍夫、費定、愛倫堡、西蒙諾夫等人的作品，數量巨大。身后由女兒曹蘇齡匯編出版的《曹靖華譯著文集》有11卷，約350萬字，其中譯作占了8卷。他用譯筆系統而多方面地介紹了反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澤東語）的蘇聯文學，意義重大。在社會進步層面上，傳播了革命思想，對于正在從事變革的中國人來說，無異于“給起義了的奴隸們偷運軍火”（魯迅語），人們盛贊《鐵流》一類蘇聯革命文藝已“成了激勵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革命前輩林伯渠語）。在文學發展史層面上，許多現代文學作家，像丁玲、魏巍、劉白羽等都曾談到蘇聯文學對自己創作道路的影響。曹先生從此以革命進步文化人聞名，被稱為譯界的旗幟。

　　然而，歷史有時難免被遺忘。曹公子彭齡少將在父親的紀念會上就此發出感慨：時隔半個多世紀，如今居然有人說曹譯的東西都是“不入流”的。彭齡少將說曹先生并非不知道有普希金、托爾斯泰這些古典文學大師，生前在同老作家姚雪垠閑聊時就回答過姚的問題：“俄國有那么多文學名著，你為什么只翻譯蘇聯文學？”曹先生回答說：當時中國讀者更需要的是蘇聯的革命文學，而且當年魯迅和瞿秋白正是要他把這項工作“當作莊嚴的革命的政治任務來完成的”。況且有誰不知道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白色恐怖統治下，翻譯革命文學是要冒生命危險的。豈可忘記歷史，誤解曹靖華？

　　實際上，在這個時期，曹靖華的名望已得到廣泛的尊崇，記得燕園有一位前輩文學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先后為其幾個孩子分別命名：超魯、超冰、超華。意欲他們長大之后學習魯迅、冰心和曹靖華。全國解放后有條件開辦俄文系時，就有不少大學爭聘曹先生，到處都在呼喚曹靖華。

　　第三次熱潮是50年代至60年代初，引進蘇聯文學成了“浩蕩的洪流”。據統計，1949-1985年我國翻譯的俄蘇作家超過5000人，其中多數是50、60年代翻譯過來的。這個時候正好是曹先生創建北大俄文系的時期。過去的俄文系長期停辦，1951年才恢復系級建制，所以這次算是復辦，但并不是簡單的恢復，而是全新的語言與文學并重，復辦后的俄文系全稱為“俄羅斯語言文學系”，屬全國第一次嘗試，其他院校都只稱“俄語系”。

　　當時，與其他院校不同，北大負有培養文學翻譯的任務。建系方針既定，第一要條就是籌組一流的師資隊伍。憑曹先生識人的眼力和經驗，加上作為名翻譯家的個人魅力，此事很快奏效。學界一些舊交新友迅即投奔其麾下，形成一支以六大教授為基干的教師隊伍，分別在文學史、文學名著選讀、翻譯、語法和俄語實踐課擔綱講授。在此過程中，發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50年代初剛解放，俄文人才奇缺，尤欠高水平者。李毓珍（翻譯家余振）先生很快被發現，即刻奉調從西北入北京。他手執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的調令，本應該到中央編譯局報到的。不巧的是他已先兩天答應了曹老，因此只好去該局說明原委。當時，局長師哲聽了不悅，向他：“是中央大，還是北京大學大？”李答：“這不能比，當然是中央大。我不過是已經答應了他們，不便更動。”遂前來北大擔任副系主任，成為曹先生的副手。同樣，詩人兼翻譯家魏荒弩先生也是謝絕了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北方交大前身）的領導職務而來北大的。當年院方命他籌組新系而去延聘曹先生，反被曹說動而轉來北大，就任俄羅斯文學教研室主任。此外，還有俄語語言教研室主任田寶齊教授、龔人放教授，大學俄文教研室主任王岷源教授，所有應聘前來的人都具有共同的俄羅斯語言文學“情結”，再加上一批蘇聯專家和俄語實踐課教師，更使師資陣容強壯，俄文系從此走上正規化。

　　所謂正規化就是明確培養目標，規定學制和課程設置，制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從1951年至1953年，這些工作短短幾年內就完成了。曹先生的指導思想是全面加強俄語教學，突出文學方向。當時俄文系教學按照三個“基本”安排。一是基本理論，包括文藝學引論和語言學概論等外國文學研究必備的理論；二是基本技能即俄語學習，占用大量課時，而且從入學到畢業四年貫徹始終；三是基礎知識，分兩條線齊頭并進。一條為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不但有本系開的俄蘇文學史，而且請別系教師來講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做到中外文學兼備。另一條是文學選讀。

　　文學課程設置的兩條線，明白地顯示了突出文學方向的指導思想。像《俄蘇文學史》就細分為俄羅斯文學史（古典）和蘇聯文學史（現、當代）兩門，《俄蘇文學作品選讀》也細分為俄羅斯文學作品選讀和蘇聯文學作品選讀兩門。兩條線從二年級到四年級配合并進，用大量的課時堅持三年。此外，屬于語言的課程，如翻譯課、俄語詞匯課和俄語語法課等，也是以俄國文學作品為課文，或者是選自文學作品的例句。經過這樣系統講授、長期多方面的熏陶，學生對文學的興趣被培養得濃濃的，不但了解系統的俄國文學史知識，就是對古今俄蘇重要作家的名字、作品的書名，直至作品中的主人公都能熟記不誤，倒背如流。

　　學生受到如此的基礎訓練，日后一輩子受用。從學習內容上看，早就把俄羅斯蘇聯文學史上下貫通了。尤其有曹先生親自講授蘇聯文學史和蘇聯文學作品選讀，從高爾基、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文學，以至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文學，不但有史的系統，而且有他親身與蘇聯作家交往的經歷和故事，更能傳達蘇聯新文學的面貌，這是國內其他高校所沒有的優越條件。至于他選了《七色花》、《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黨證》和蓋達爾的作品等為俄文文選教材，則是比傳統的古典文學讀本選材更加開闊，范圍更廣，跨向了現當代文學、民間文學和兒童文學，也貼近當前現實的語言。這些做法，是國內俄文系之首創。首次開出貫通古今的俄蘇文學史，則具有開創意義，使曹先生成為這個學科的開拓者。

　　從曹先生開始，北大俄文系的俄文作品選讀課的教法已自成特色。其講課過程一般有三遍。第一遍釋義，弄通俄文詞義及分析語法關系。第二遍逐句至通篇翻譯，準確到讓學生可以中俄文對照著讀，避免想當然的意譯。第三遍宣讀自身有文采的“雅譯”。因為老一代教授他們本身就是作家、詩人，譯文自然能達雅。魏荒弩先生的譯本《伊戈爾遠征記》未出書時學生早已領讀過了。它讓學生們信服，原來譯詩可以達到如此優美的程度。

　　待到80年代中蘇關系恢復正常化，人們仿佛為補足中斷來往20年的缺失而特別奮力工作，即刻出現介紹俄蘇文學的第四次熱潮。這次的特點是翻譯與研究并重。這時恰好是北大俄蘇文學學科建設走向完善的時期。其表現之一是課程設置基本完備，從文學史到小說史、詩歌史、戲劇史，甚至藝術史和民間文學史，從大作家的專題課（古典作家普希金、托爾斯泰到當代作家肖洛霍夫等近10人，每人設一門課）到當代文學概觀，課程設置完備，授課教師齊全，相關著作已成系列。在這一時期，曹先生的學生輩起著較大的作用，大部分課程都是他的學生開設的。俄文系學生招生也從本科到碩士、博士形成系統。特別重要的是，教育部提名曹先生主編的高校俄語專業通用教科書《俄蘇文學史》三卷本也在此時出版，這是曹先生率老中青幾代學者（熔鑄了九所著名高校幾十位同仁的勞績）在我國首次實現了由中國人撰寫，貫穿古今的俄國文學通史，已成為這門高校教學學科最終確立的標志。我想，一門學科成立應備的條件：有學者群體，出學術成果，以高校為基地（才能培養代代后人，薪火相傳），至80年代曹先生卸下系主任時，這三方面條件都已具備。可以說他已實現了創建學科的宿愿。

　　概覽我國引進俄羅斯蘇聯文學的四次熱潮，恰好是曹靖華先生創建俄羅斯蘇聯文學學科從準備、實踐、創立再到完備的時期。作者:李明濱【原標題：曹靖華與俄蘇文學學科創建】